任何法律都要维护那个社会的主流伦理道德，秦汉法律概莫能外。汉律有“禽兽行”罪，即乱伦罪。汉宣帝时有三个男子同娶了一位女子，生了四个孩子，竟为分孩子打起了官司。结果被延尉断为“禽兽行”，三个男子都被处死。汉律对老幼的量刑有所减免，八岁以下和八十以上的人，除非亲手杀人，其余罪过都免予惩处，以示“矜老怜幼”。汉律规定“一人有数罪，以重者论之”，就在一人犯下几项罪行、须数罪并罚之时，采用重罪吸收轻罪的办法，仅按最重的一罪量刑。这个规定轻于中国现行刑法。
汉代的司法层次，乡中有啬夫以调处之，但不能算一个审级。县令算是一级，郡守算是一级，疑难不决案件要上报中央的廷尉寺，延尉相当于最高法院，负责处理诏狱，即皇帝下令审理的案件，也对地方呈送的疑案加以裁决。此外，御史台负责监察，对有罪的官员提起公诉，近于今天的检察院。
秦汉王朝很重视法令的宣传与普及。君主诏书往往有“布告天下，使明知之”的明确要求。王朝普法措施，一是由官吏负责向民众宣讲诏书，二是公布诏书供民众阅读，比如把诏书的简册悬挂在市里乡亭的人流往来之处。主张“愚民”政策的法家，同时又特别强调普法，因为吏民对法律法令的了解是贯彻法制的基础。
民法与刑法的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在传统中国比较模糊。所以学者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作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民法是以公民之间的对等关系为基础的，公法则立足于国家对公民的不对等关系。“民刑不分”，体现了一种国家主义的法律观念。古人有言“法，刑也”，法律经常被等同于刑法。在法家看来，“法”就是统治手段。对民事诉讼往往也施用刑罚，因为虽然“犯罪对象”是个人，但“犯罪客体”被认为包括国家秩序在内。打个比方，对赖婚、赖账之类民事纠纷，皇帝大约是这么看的：现在老子统治天下，你还敢赖婚、赖账，就是给我皇帝添事儿，给我皇帝捣乱！
昂格尔认为中国法与西方和现代法治的不同处，就在于它属于“官僚制的法”。中华帝国的立法精神，是把维护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和保障官僚政治，作为基本出发点的。秦律和汉律并不只是刑律，它包括着大量的行政规章，兵刑钱谷、考课铨选无所不及。农业管理有田律，市场管理有关市律，货币及财务有金布律，畜牧有厩苑律等等。其篇章之多、律条之细，充分显示了帝国行政的法制化程度。学者把“律令体制”视作大唐王朝的政治特色，其实在秦汉帝国，就已确立了类似的“律令秩序”了。
尽量把行政行为和社会行为规范化的努力，也会造成法规的无限度地增殖。繁文缚节，本来就是官僚行政的内在倾向。汉宣帝时，律令繁衍到了960卷、百余万言。时人感叹说：“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小农经济下的技术和文化条件，承受不了帝国上层建筑中律令科比的畸形膨胀，就连统治者也感到行政成本太大了，有了若干次“议省刑律”之举。然而法律趋繁的倾向，不是几次删减条文就改变得了的。到东汉后期，律令科比本文，加上学者们的法律注释，判案所当用的法律文献累积到了773万余言之多！或说中国古代实行“人治”，那不全正确：既存在着山积的法律，它们是被精心制定的，但它们又没法条条落实、一一兑现，这才是传统中国的实情。由此造成了一种传统心理：法律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别当真。当然死抠条文、一丝不苟的方面，也是有的，而且是制度所要求的，如秦汉官文书中“如诏书”、“如律令”之类语词的反复出现所显示的那样。就算是舞文弄法、深文周纳，也得在法规之内上下其手。“不当真”和“如律令”看上去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官场就是如此，“官僚制的法”就是如此。社会学家韦伯把中国法律归入伊斯兰教法的“卡迪司法”一类，过玄过偏了，远不如昂格尔的“官僚制的法”简明锐利。中国传统司法的诸多特点，都不能在无视官僚政治这个背景的情况下求解。顺便说，韦伯对中国制度也有若干变了形的论述，至少低估了其合理化水平。
秦汉“律”的概念与后世不大相同，“律”中包含着大量行政法令，“律”、“令”二者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律”更稳定、更郑重而已。“令”中也有刑法的内容，“律”中也有行政制度，二者内容交叉。这种“律令不分”的情况，在后代就发生了变化。魏晋以下，“律”的内容开始集中于刑律，“令”则用于容纳行政法令。律令的分化，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
三、“以文书御天下”
文书和档案的运用，使行政过程变得精密、规范和可靠了。先秦法家学者韩非早已看到了这一点，而有“先王寄理于竹帛”之说——字面上是说“先王”，其实是说“今上”。战国变法使法典法规、文书图籍、档案簿记之类，变成了帝国行政的基石。秦始皇给自己订下了规矩，每天要阅读若干重量的文书，读不完宁可不睡觉。从云梦睡虎地秦律中可以看到，秦国的公文书制度是相当严密的，对公文如何传发，使用何种书写材料，文书如何封缄，都有细密规定。秦律中还有这样的条文：有事请示“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就是说，请示必须写成文书，不能空口无凭，也不能托人转达（“羁请”）。由秦简我们还知道，官署存放文书的地方叫“书府”，安排有专人看守。 刘邦攻入咸阳后，将领们争着去抢金帛财物，唯萧何不同凡响，他先去把丞相府和御史府的律令图书给接收了。这可不是个爱财还是爱书的小事情。此后项羽西屠咸阳、烧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灭”，这批文书已入汉手、得到妥善保存了，没毁。汉代的史学家评论道：为什么刘邦对天下要塞、户口和民情等情况了如指掌呢？就因为萧何弄到这批文书。在“汉承秦制”上，这批文书有承前启后之功。东汉王充说：“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汉）以文书御下。”这“以文书御天下”的说法，跟韩非的“先王寄理于竹帛”异曲同工。经战国而秦汉，无文书则不足以御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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