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于官僚的“士人化”，士大夫与胥吏的分途在选官已初现端倪，而九品官品其实是加快了“士一吏”的分途趋势。九品官品所容纳的官职，最低到台省令史为止（第八九侍从，其品位意义大于职能意义，当然也列在官品之中。至于诸公及“诸位从公”者，列在第一品，汉代上公、三公没有级别的情况，由此而变。官品还遵循“同类官职以居前居后定高下”的原则。例如诸公和“诸位从公”同在第一品，然而诸公在前，“诸位从公”在后，则前者高于后者。这就是吸收了朝位的因素。魏晋南朝的禄秩与官品尚未完全一体化，等于是双轨制；但北朝弃禄秩而专用官品，俸禄发放依官品而定，禄秩和官品并轨了。
汉代的禄秩、封爵、将军号、公卿位、散官、军号等的搭配组合，本来不无错综支离；但九品官品作为一个共同尺度，把它们汇为一体，在九品官品中各得其所，相互有了明确的可比性，等级关系一清如水了。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变迁呢？这要从“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两方面看。从职位结构说，战国秦汉间的剧烈变革，各种新兴官署、官职和官号大量涌现，与旧有官署、官职、官号杂揉并存，其间的指挥、从属、监管、协作关系，其职类划分和和等级认定，一时还不够精致化。从人员结构说，各种新兴群体与传统势力变迁不定，其利益分割、权力分配和名位占有的方式莫衷一是。但随官僚帝国的不断进化，组织架构不断完善，各种身份、各种名号的拥有者逐渐融入“官僚阶级”的队伍，各种位阶也必然趋于一元化，采用“官本位”的尺度。作为综合性尺度的九品官品，就应运而生了。周代爵级和稍食本是一元性的；战国秦汉出现“爵一秩体制”，其基础是传统贵族政治和新生官僚政治的二元性；而随官僚政治日益成熟，这种二元性逐渐淡化了。
官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于官僚的“士人化”，士大夫与胥吏的分途在选官已初现端倪，而九品官品其实是加快了“士一吏”的分途趋势。九品官品所容纳的官职，最低到台省令史为止（第八九品），魏晋太学的毕业生所获官资，就可以做这种九品令史之官；九品以下，就是不入流的小吏了，事实上就构成了“流外”。这就为流内士大夫与流外胥吏的区分，提供了前提。同时魏晋还实行九品中正制，中正依德才高下评价士人，为吏部提供任官依据。除特殊情况（如宦官），流内九品文官的任用都应依据中正品。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官僚的“士人化”。
第五章
儒·法与·儒吏
中国在很早期的时候就累积出了丰厚的古文化，同时又滋生了专制官僚组织的萌芽。它们的累积和发展，在战国时就孕育出了两样东西：百家争鸣的灿烂文化和任法选贤的官僚组织。承载它们的是两大群体：学士与文法吏。战国秦汉的学士儒生与文法吏的双峰并峙，是战国秦汉的主要政治景观之一，其矛盾构成了此期一条重要的政治线索；而且，这与其时的学术思想变迁，如法术、道术和儒术的关系变迁，也是缠绕纠结在一起的。
秦汉还处在帝制早期，政治文化的波动还很剧烈，相当一段时间中起伏不定。帝国政治体制之奠基，先于帝国政治文化模式之定型。秦王朝的设范立制足以垂范后世，“百代多行秦政法”；然而秦用法术，具有浓厚的“文吏政治”色彩，汉初一度实行黄老政治：直到汉武帝时，才确立了儒术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此后儒生源源参政，与文吏并立朝廷。西汉末事情又向另一极偏转，有了王莽变法的事件。经种种波折，东汉儒法合流，儒生与文吏合流，帝国政治文化才初步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形态，确立了它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就是“外儒内法”，即：在显示、标榜的层面上，或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尊崇儒术；同时在帝国政治用法律保障专制集权，让日常行政建立在合理化的法律故事基础之上。
一、从法术、道术到儒术
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学”特别发达。春秋战国百家并作，司马谈这样说他们：“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诸子百家都是“以治为务”的，他们不作纯粹学问家，只在象牙之塔里探讨事物奥秘，却争先恐后地在救世治国上驰骋思绪，积极向统治者提供“治道”。统治者也会择善而从，尊崇某个学术流派，把一家之学奉为“指导思想”。所以中国政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另一些古代国家会把某种宗教立为国教，不过宗教跟一家之学、跟意识形态是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政治”是很“中国特色”的。社会上存在着一大批以“以治为务”的学士，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其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是无从回避的。战国秦汉间，法术、道术和儒术此起彼伏，可以说是政治文化史上的奇观。
法家名副其实，他们主张法治。法家的法治是“统治者以法治民”（rule by law）的意思，所以并不同于现代法治，不同于“法律的统治”（rule of law）。法家持历史进化论和“性恶论”，认为治国不能靠道德说教，而要靠强权与峻法。然而这“法治”还含有一种“理性行政”精神，即通过可计算、可预测的和运用合理技术的手段去达致政治行政目标。在《商君书》、《韩非子》、《管子》等法家著作中，对如何立法制律、分官设职、选官考课、理财积谷、徕民垦田等等，都有非常卓越的论述。在这方面儒家就相形见绌了。因为早期儒家关注的是社会正义，不怎么研究兵刑钱谷：而法家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精密的国家机器，它对内能把社会管得井井有条，对外能兼并称霸，所以法家对可操作的行政技术，不能不全力探讨。由此法家也成了国家主义者，只把人民看成是“耕战”工具：“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如此而已；拥有一个强大国家，就是你们的最大好处了，你们还想要什么呢！学术研究既无助于富强，就应禁止：不耕不战的学士，干脆被说成是社会的蠹虫。拥有专业训练的文法吏，才是法家所倾心的治国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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