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效王莽之故智，以“禅让”的方式取代汉朝。虽然曹氏有扫荡群雄之功，但“篡夺”之举对士大夫所珍视的儒教纲常，仍是一次强烈冲击。随后司马氏篡魏，其“做家门”时的卑鄙和残酷，让皇权“膺天顺人”的光晕再度黯然失色。权臣屡篡消解了臣民的崇仰和敬畏：皇位哪里是来自天命民意，不过是强者为王罢了！此后宋齐梁陈的更代，“一依虞夏故事”，宜称效法虞舜和夏禹而行“禅让”。禅让的模式，一般是在“做家门”已近成功、实权在握之际，先加“九锡”（九种隆重的赏赐和礼遇），侈陈功德；随后封国称王、建台领录（把持尚书台、领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再经一番装模作样的假辞让，便正式受禅而龙登九五。冠冕堂皇的禅让像是沐猴而冠的闹剧，梁朝的文人袁淑有《鸡九锡文》与《驴山公九锡文》以为讽刺。形似和平的禅让并不“和平”，也伴随着血腥的诛戮剪除。梁武帝就曾感叹：“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除了对付外部威胁，君主还得时时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甚至疑神疑鬼残杀功臣，“自毁长城”。官员们的动荡险恶之感，也为之大增加了，他们不能安心事务，还得分出好大的心思来应付党争倾轧。
士大夫今天拥戴这个明天拥戴那个，“将一家物与一家”，对改朝换代熟视无睹，腆事新主不以为耻。只有民族大义，也就是保存华夏文物和北向抵抗五胡，还能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一些支持。东晋王朝微弱萎靡，然而得以延续百年，吏民还愿意拥戴这个政权，为什么呢？因为它“割疆场于华戎，拯生灵于宇内，不被发而左衽，系明德其是赉”。心怀民族大义者着意北伐，野心家也经常拿“北伐”做号召。东晋桓温北伐灭成汉、破前秦，威望大增，后来差一点当了皇帝。齐武帝萧赜威望不高，后人也说他“智识凡猥”，然而他也知道标榜“北伐”可以自抬身价，所以在十年中举行了5次“讲武”之礼，宣称要效法北击匈奴的汉武帝。汉武帝曾在昆明池练水军，齐武帝东施效颦，“讲武”时把建康的玄武湖改名昆明池。
秦汉三统或五德观念，虽然能为皇权天授提供论证，可也为野心家提供了口实：一个王朝并不能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德运变化了就得改朝换代，谋篡者就可以宣称自己是新的一“统”一“德”。曹丕就是这么做的，他宣传曹魏为土德，取代汉之火德乃是名正言顺。不过曹魏改德之时，却没按规矩改变正朔服色。自魏以下，晋号称金德，宋号称水德，齐号称木德，梁号称火德，陈号称土德，同时正朔服色却都仍前代之旧。可知时人对三统五德说并不认真，往往以意为之，它为皇权提供不了太多有用的观念支持了。维系帝王神圣性的礼制也松弛了。蜀国和吴国都没按照礼制给祖宗建立七庙。曹魏的宗庙里，竟然尊奉宦官曹嵩为“高皇帝”，此人系曹操父亲曹腾的养父，大概是古代唯一一位荣获“皇帝”名号的宦官了。秦始皇、汉武帝的陵墓都有巍峨的封土，曹魏皇陵却“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既没坟丘，也不植树。表面上是崇尚节俭实行薄葬，可曹操、曹丕的《终制》还是说出了心里话：害怕掘墓。可见皇帝们对国祚灵长，已全无信心。西晋的帝陵，都不起陵寝；东晋的皇陵，大多凿于山腰，也不起坟。南朝皇陵起坟者略多了一些，但坟丘的高度，一般不过是汉陵七八分之一。皇陵从大到小，正是一幅帝国盛衰和皇权强弱的示意图。
二、东晋：门阀政治
中古时期皇帝神圣性的下降及其权势的弱化，与“中古士族门阀”是密切相关的。中古士族门阀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所谓“贵族化”，是就其高贵身份、家族特权和政治自主性而言的。
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在贵族较为强大的时候，王权就不会太强；而当君主寻求专制集权之时，他多半要出手打击贵族。商鞅变法谋求尊君，同时就以削弱贵族为务。英国的培根说过：“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土耳其是也。因为贵族是调剂君权的，贵族把人民底眼光引开，使其多少离开皇室。”梁启超也看到了同样现象：“贵族政治，为专制一大障碍。其国苟有贵族者，则完全圆满之君主专制终不可得而行。”
官僚本来是专制集权的重要条件。虽从概念说，“专制”不必定与官僚相关，但在存在专制主义的地方，一般都同时存在着一大批官吏。但官僚权势与君主集权，也存在矛盾的方面。因为随官僚权势的扩展，官僚将出现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甚至贵族化，那就将分割君主权势了。所以中古门阀与皇权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门阀强了，皇权就弱了：皇权强了，门阀就弱了。那不一定是某皇帝与某人某族发生了个别冲突，而是指一种总体上的权益分配格局。
东汉士族已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影响。汉末动乱中，名士官僚也是活跃于政坛的实力派，而在秦末、西汉末，我们就没看到类似现象。魏晋以降的国家分裂、政治动荡，倒为士族提供了发展空间。首先，战乱摧残了社会文教，只有少数官僚家族保存着文化，出现了“教育的家族化”；那些家族成员及其子弟，当然是朝廷瞩目的政治资源了。进而是“统治集团的封闭化”。因政局凶险莫测，皇帝要尽量从看上去较为可靠的心腹家族中选官用人，统治集团就趋于封闭化了。不光在魏国、吴国，就连偏居一隅的蜀国也是如此。尽管诸葛亮治蜀，后人盛赞其“选贤任能”；然而功臣子弟们居官执政的趋势，在蜀国同样昭然可见。就《蜀书》传主做一粗略统计，八十多位官僚中有半数以上，其子弟继续做官，有的还延续到了第三代。蜀汉不过四五十年，但“官族”在这里照样源源而生。这是动荡不稳的小型政权的一种本能反应，可称“退行性政策”，意思是从大帝国的“法理型”政治形态后退，而更多依赖于私人性、依附性或团伙性的政治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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