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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峰与波谷_阎步克【完结】(6)

  思考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历史,“治”、“乱”的传统概念是有新的启示意义的。比如,从经济关系看魏晋是“封建”时代,从权势集团看六朝是“贵族政治”的时代,但换个视角,魏晋南北朝又有一定“乱世”性质,某些特征性现象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即令在“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士族宜称“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南朝,“尊君卑臣”、“选贤任能”仍是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论说:制度的运作发生了扭曲和松弛,但制度架构本身依然是保障“尊君卑臣”、“选贤任能”的。而权臣当政、官贵世家现象,在其他王朝也存在着。再拿五代十国做个类比:能否因为其分裂割据、军人当政,以及私属、庇护和恩主关系的普遍化等等,就把五代十国单独划为一个“封建时代”呢?大概不能吧,因为这五十多年是“乱世”,其暂时性、过渡性太明显了。十六国北朝与辽金元等异族政权的部落因素,最终也没有成为中国制度史的主导,其主导的方面“汉化”现象体现出来的。为此对“乱世”就需要区分出两个层面来:第一,中央政权是否在稳定运作,对较大疆土与较多人口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假如不是这样,则属动荡和失序;第二,体制本身是否在保持基本特性的情况下继续进化着,否则就是发生了扭曲和变态。两个层面显然不是同一问题。中国史的后期,照样有动荡、有失序、有王朝崩溃,但体制本身的波动幅度,明显地是越来越小了。反过来说,历史前期的体制波动幅度大得多,周期性衰败后再度复兴需要的事情长一些,魏晋南北朝这个波谷也长得多。但历史最终穿越了扭曲和变态,向其“中轴”回归了。

  若从“治一乱”角度观察,“连续性”还应把“周期性”考虑在内。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官僚组织存在着“僵化周期”(rigidity cycle),传统专制官僚政权也有类似的“王朝循环”,传统王朝都存在着“盛衰”情况。王朝在初创期往往富有活力,但随后就积累着僵化、老化、腐化的因素,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崩溃。所谓“循环”,所谓“周期”,其起伏的波形当然不一定很规则,其中包含着很多律动的叠加。我们知道,不规则的电波波形,其实是由很多正弦波叠加而成的;与此相似,影响历史轨迹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民族甚至环境等各种因素,它们各有自身的律动,在观察时是有可能将之解析开来的。问题在于,王朝衰败后经历了一段混乱动荡,它们又以类似的样子建立起来了。这其间就存在着“连续性”。即令动乱时分,看上去也存在着一块“模板”,它跨王朝地传递着基本的制度和文化信息。古人把王朝更替表述为“一治一乱”、“一分一合”,一些朝代是“乱世”,另一些是“治世”。今人可以自居于历史的最高点,轻视那种治乱分合的传统历史观的简单肤浅。不过那种史观依然不是没有意义,因为其中隐藏着衡量“治”、“乱”的尺度:一些稳定强盛的王朝被认为代表了“常态”,其间又存在着一些过渡性的“乱世”。衡量与评价“治一乱”的尺度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推动君主、官僚和士人们去寻求“常态”,从而影响历史进程。那种历史观念,也承载着帝国体制的“模板”。

  在王朝周期性地僵化、老化并因而解体之后,士人阶层的活动及其承载的政治思想,无疑会发挥不可或缺的继往开来功能。然而军人也有其特殊贡献。李开元先生对“马上天下”有论,他认为,中国历史的通例是“由政治军事集团通过战争建立政权”,这是一种缺乏创造性的改朝换代方式。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马上天下”也是维系和强化旧有体制的特殊机制。梁启超早已指出:“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军事和战争既是摧毁王朝的手段,但也是激活旧体制的途径。军队的暴力性质、集权结构、严峻法纪和功绩制度,与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有天然的契合性。在历史上常能看到,血与火中一个生机勃勃的军事集团重建政权,新兴的皇权把动乱所激发出的暴力体制化,并进而向官僚组织注入了新的政治能量。

  那种“马上天下”也可能来自外部,即异族入主。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北方骑马民族的军事性格和主奴观念,在异族政权中造成了更大的结构性张力,在其与汉式的官僚组织结合之后,能够孕育出更强悍的专制与集权。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帝国的低谷,是以北朝作为“历史出口”的。十六国北朝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历史的一个“不必要的曲折”。异族入主既是造成体制“变态”的动因,但也含有另一种振作帝国体制的“回归”动力。类似的事实提示人们,北方民族的存在及其历次入主,不仅仅是给传统王朝造成了外交和国防问题,也是影响帝国体制及其变迁的重要因素。由此,“从民族史看中国史”的相关研究,就呈现了更大的开拓空间。

  若把“变态”、“回归”和“周期”考虑在内,“连续性”的概念就丰富宽阔多了。对两千年的政治进程,综合考虑其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和周期性三者,就可以得到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轨迹。进程的两端——战国和清末——则是断裂和转型期,进程本身则出现过各种波动和失序。具体到本书,对秦汉我们将主要叙述帝国体制的“奠基一定向”,当然是将之处理为一个动态进程的,也要考察其间的各种起伏波动,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则参用“变态一回归”的叙述模式,这“回归”是指“回归”于发展的轴线,是包含进化和发展的,而非全盘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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