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兼并日趋剧烈。组建强大军队、争取战争胜利的努力，也推动着权力和控制的集中化。楚、晋、秦等国已在边地重镇设“县”了，尽管其长官最初多为世袭，但往往由国君直辖，与卿大夫的采邑不相同了。战国的“郡”最初是一种军区，所以其长官称“守”，即镇守者。换言之，郡县制源于军政对地方控制集中化的推动之功。史籍所见的列国的基层管理，有轨、里、连、乡或比、闾、族、党、州、乡之类形式，它们在春秋以下日益清晰严整起来了。《周礼》所叙六乡编制，是五人为伍，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而《周礼》所叙军队的编制，则是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州闾编制与军队编制一一对应，二者存在着同构性。可以再度推断，集权性的军事编制，曾有促进行政编制集中化之功。匀称整齐的地方行政编制，是便于统帅调度和官吏管理的。对村社和农民的控制日益强化起来，井田制向授田制过渡。井田制本来具有“公”的性质，在其之下，农民个人对土地的私权是极不充分的，私权观念的淡薄，大大减小了国家实行授田制的障碍。汉代的农民终于获得了土地的私权，可这时他们作为编户齐民，早已习惯强大的国家权力，习惯国家对之的人身支配和对其生活的直接干预了。
战国变法的主旋律是“法治”，这“法治”不是现代法治，而是“以法治民”的意思，其内容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周代的宗法贵族政治，还有浓厚的“礼治”意味。什么是“礼治”呢？“礼”源于“俗”，即小型原生社会的各种礼俗。在缺乏社会分化的原生社会中，通行的规范是“日用而不知”的礼俗。“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尊尊、亲亲、贤贤”，它依然带有“俗”那种缺乏分化的性质：把政治统治、亲缘关系和道德文化混融为一体，各领域的规则和角色混融不分。战国“法治”则适应了政治领域的巨大分化，“法治”排斥“亲亲”、排斥“贤贤”，而把政权建立在纯政治性的法律之上，交付于训练有素的专业吏员之手。
秦国的商鞅变法取得了最大成功，这跟秦国的特殊文化传统关系不小。秦国地迫西戎，“与戎狄同俗”，中原的“礼乐”在此影响甚微，野蛮的人殉习俗却长期存留着。其地游牧狩猎的风习特别浓厚，民风彪悍，至汉犹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谚。学者曾指出，专制统治者往往也是“伟大的建设者”，其建筑特点是“宏伟的风格”。秦国并不比列国富庶，但陕西凤翔发现的秦君陵寝却规模巨大，1号陵园即达20万平米，是已发现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可以推知，秦政权很早就具有巨大的征发能力，民众也早已习惯于国家的役使了。兵马俑坑中所见庞大“俑军”，大量刑徒的使用，都富有“秦国特色”。学者荀子在赴秦考察时看到：秦人纯朴，很少声乐服饰的享受，“甚畏有司而顺”，民众生路狭窄而国家使民酷烈。纯朴彪悍又顺从官府，这真是专制和霸业寻求者的天赐之资啊！关东之人斥秦为“虎狼之国”，秦统一后还出现了关东民众“苦秦苛法”的情况，但秦地的秦人却没那样的抱怨，因为“苛法”他们久已习惯了。正像今人所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图二：秦兵马俑。
为强化“耕战”体制，商鞅在变法时还建立了二十等军功爵制。这种制度规定，砍掉一个敌军军官的脑袋，就赐爵一级，进而获得“授田宅”等等各种好处。为此，关东列国指责秦是“尚首功之国”。
然而军爵之制也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它敞开了以“功绩”为标准的社会流动渠道，即令是宗室贵戚，若无军功也将丧失尊贵的身份，从而给贵族制以沉重打击。军功爵本是一种军队管理手段、一种功绩制，它一度发展为社会的一般身份尺度，社会的一元性也由此而强化了。军事立国倾向与法制的严明也是互相推动的。秦国的法制成就举世瞩目。曾有个叫司空马的人，与赵国的国王比较秦、赵优劣。面对着司空马“国孰与之治”、“律令孰与之明”一系列询问，赵王只能一一答以“不如”。司空马遂云：“然则大王之国，百举而无及秦者，大王之国亡！”荀子对秦国的吏员素质和行政效率也印象深刻：“百吏肃然”，“听决百事不留”。荀子大为感慨：“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在列国争霸中秦国后来居上，并不全在秦兵强悍，更在于秦国打造了一架精密而高效的行政机器，拥有训练有素的法吏和完备严明的法制。尽管秦国的青铜兵器，较之楚、燕大量使用铁兵器而相形逊色，尽管列国的将相贤材、政客辩士，也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了夺目风采；但在法制建设上，列国无法望秦之项背。
战国列国林立，又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耕地广辟而人口剧增，处土横议而百家争鸣，经济和文明的空前繁荣。这些果实由秦人来收割了。一座座城邑被攻陷，一个个国家被兼并，秦式的集权官僚体制也随秦兵的矫健脚步，而加之于九州四海。大一统官僚帝国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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