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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峰与波谷_阎步克【完结】(9)

  二、“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统一之后秦始皇决意“尺土不封”,废分封而立郡县。正像李斯等大臣所言:“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理想,终于化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现实了,确实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

  当然,国破家亡的六国臣民,不会马上就对秦廷表达归属感,他们敌视这个“虎狼之国”的铁腕统治,心底埋藏着“始皇帝死而地分”的故国之思。秦末大起义中,六国旧贵族纷纷恢复国号与王号,显示了列国格局的传统影响。随后项羽又分封了十八诸侯王。

  图三:“海内皆臣 岁登成孰 道毋饥人”小豪字砖。

  分封虽与大一统背道而驰,却非项羽个人所能左右,而是历史的必经曲折。同时项羽的分封,既不依列国的旧主与旧土,所封也非项王的亲族姻戚,而是按各起义将领的实力和战功——时代毕竟是变化了。

  汉高祖刘邦最初对制御天下颇感力不从心,还有人提出秦“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其二世而亡是废分封造成的。故刘邦在翦除同姓王的同时,又“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分封了九位同姓王。这些王国地域辽阔,“分天下半”,诸王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甚至“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当时的人形容为“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这时的王朝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实际却大有各自为政的味道。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诸国悍然起兵发难,是为“七国之乱”。中央集权面临严峻考验。

  “七国之乱”数月即被平定,汉武帝又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去压抑藩国,显示中央集权毕竟是时代趋势。对关东的征发徭役、用兵平乱、发布法令、派遣官吏等活动,以及各地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都在无形中强化着朝廷与地方的一体性。此后“分封”大致只是一种对宗室与功臣的优遇,但一般不构成割据分权因素:封国下降为郡县制的附庸了,王侯“衣食租税而已”,封土而不临民。胡宝国先生曾指出,西汉前期史家称说籍贯时,还照老习惯使用着“齐人”、“鲁人”、“楚人”的说法,后来就逐渐改口为“某郡某县某乡某里人”了。郡县,才是臣民安身立命的基本单位。

  秦朝人口约有4000万,然经秦朝酷政和秦末战火,到汉初只剩下1500万至1800万了。休养生息中,编户数量在逐步回升。汉武帝用兵四夷,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西汉末年,编户已近6000万口了。这是秦汉王朝的最盛之时。

  广袤的疆土和众多的子民,是通过一百多个郡国加以管理的。这时的中央政府直接面对一百多个郡国,比后世的地方行政层次简洁得多。章太炎先生评论说:“太守与天子剖符,而下得刑赏辟除;一郡之吏,无虑千人,皆承流修职;故举事易而循吏多。”郡之长官称“太守”,下面有郡丞给他做副手,另有都尉掌兵,自有一府。郡府分设诸曹,各有掾史。县级的行政单位,西汉约有1587个,东汉约有1180个。万户以上的县,长官称“令”;万户以下的县,长官称“长”。郡县诸曹的名称,跟中央三公府中的诸曹相近,但中央诸曹对郡县诸曹并无明显的对口指挥关系。汉人往往拿郡守跟古代的诸侯相比,那是有道理的。秦汉的郡仍是单元式的地方行政单位,郡守就是一郡之主,集财政、司法、监察、军政及选官权力于一身。历史早期的地方控制,往往采用“一人主一方”的简单办法;而后代地方民政、司法、军政等权力各有所主,呈分枝结构,就精致得多了。汉宣帝把郡太守说成是“吏民之本”,老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就靠郡守二千石了。由此,郡国成为地方行政的重心所在。

  西汉成帝时,东海郡有民139.4万,员吏约2203人,吏民的比例约为1:633。西汉末全国在籍人口近6千万,员吏约12万余,吏民比例约1:500。若以官民比太大来判断秦汉政府难以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那还是过于武断了。汉代的郡府县廷中除在编员吏外,还有大量长官自行招聘的编制外的非员吏,其数量经常超过员吏数倍。进而县以下有乡、亭、里等,其下还有什伍。“享”是行旅所宿处,又是驿站和乡官的治所,设有享长。亭长有保障治安的责任,有点像今天的派出所所长,刘邦就曾干过这个差使。里则有里正、里典。也就是说,还有大量无秩但为官府承担行政职责的人,他们虽不在“员吏”概念之内,但也是帝国金字塔的基石。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官儿太少,所以皇帝的统治只能达到县一级,其下就是社区自治了,此说法恐怕昧于史实。

  在居民的“什伍”编制中,实行告奸、连坐的办法,一家有罪则整个什伍都受株连。秦朝的居民到了17岁就得“傅籍”,即登记户口。在秦朝时不时还能看到以身高定年龄的做法,例如用“五尺”、“七尺”来划分年龄段,那时候官府还难以确切掌握居民年龄,就只好看个头高矮了。汉代的户籍上记载着居民的爵位、房屋、妻子、奴婢、畜产等等。每年八月,地方官都要案比户口、编制户籍,所谓“八月算民”。通过郡县、乡里和户籍以及连坐、告奸等制度,千万小农被纳入了政府的紧密控制之下了,变成了赋役的可靠来源。秦始皇、汉武帝南定夷越、北击匈奴时所动员的巨大兵力和浩大财力,就是以编户齐民体制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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