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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01)

  [7] (唐)王孝通:《辑古算经》。

  [8] 录文见荣新江《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文史》2012年第3期。

  [9] 《唐史论丛》 第7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351~356 页。

  [10]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1] 《文史》2012年第3期。

  [12]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李辉柄主编《长沙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刘美观:《解读长沙窑》,文物出版社,2006。

  [13] 李辉柄主编《长沙窑·综述卷》,第24~26页。参见《国宝档案·海外寻宝——黑石号遗珍》,央视网,2008年6月14日;《国宝档案·海外遗珍——解密黑石号之旅》,央视网,2013年10月28日。

  [14]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7~8页。

  [15]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法译本序言,第25页。

  [16] 〔英〕思鉴:《公元九到十世纪唐与黑衣大食间的印度洋贸易:需求、距离与收益》,刘歆益、庄奕杰译,《国家航海》2014年第3期。

  [17] 韦娜:《略论汉代壁画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第62~65页。

  [18] 〔美〕克雷纳·马米亚:《加德纳艺术通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第196~197页。

  中古佛教与隋唐政治关系研究随札

  孙英刚

  笔者尝论中古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的关联性[1],但并未讨论佛教。原因在于佛教本身在中古时期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和信仰体系,从方方面面影响到中古时代的政治起伏、社会生活,乃至人们的心灵世界,因此值得单独提出来重点探讨。以往有关中古政治史的研究,或多或少地视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为一种宗教信仰,而忽略了其作为政治学说和社会理论的一面,从而将其置于研究的视野之外。虽然从政治集团学说角度,将佛教势力作为一种投机角色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很多,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揭示佛教僧团与政治的关系。下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佛教文献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佛教文献与世俗文献对政治史的不同书写;教派与僧团划分的政治背景;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属性。虽然所用具体例证多为隋唐史的材料,但对整个中古时代的情况,有总体上的参考意义。

  一 佛教文献与世俗文献对政治史的不同书写

  在通常情况下,历史记载和历史记忆,并不是对过去真相的重现,而更多的是对讲述过程和形式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简单地组织和讲述过去发生的事,而是一个讲述者有意或者无意地重组画面、灌输特定认识和意识的过程。看似客观的历史书写,一旦形诸文字,仍然要借助文学的手法,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书写者自身的知识、意识和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重新讲述(representation)。这种重新讲述是一个再造(reproduction)的过程,一般通过裁剪、扭曲、隐藏、突出等方法,构建出自己想要的历史画面。有时候不需要“说谎”,只需讲述想让观众知道的片段——即便这些片段都是真实的——隐藏不想让他们知道的情节,整个画面的效果就截然相反。不同的书写者,因其立场、观念的不同,呈现出的画面就会有很大差异[2]。对于古代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来说,持官方立场的历史记载,难免会受到当时政治倾向、局势、权力结构和正当性的影响;而宗教精英在重现同一历史画面时,其取材、剪裁、突出的重点更加体现出宗教立场的考虑,因此他们呈现出的画面就与官方记载有显著的差异。从文本生成的过程和学术价值来说,两种文献并无优劣高低之别。在一个佛教昌盛的时代,只使用世俗文献甚至只使用官修史书来推断历史情景——哪怕是只研究政治史——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缺陷。

  直到8世纪,佛教高僧们的重要关怀,不仅仅在于现实世界之外,而且也期望用佛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将自己的信仰推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他们讨论佛法和王权之间的关系,强调佛教和转轮王之间的彼此护持,憧憬弥勒下生带来的美好世界。很多高僧投身相关政治理论和实践之中,持续对政治的起伏和走向产生影响。玄奘翻译的《十一面神咒心经》,经过窥基的弟子,也就是玄奘再传弟子慧沼(648~714)的注疏(《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3],获得推广。十一面观音和护国思想紧密相连,这一带有强烈密教色彩的信仰和理念,不只停留在理论的层次,甚至被用以解决实际面临的政治军事危机。万岁通天二年(697),为讨伐契丹,武则天诏高僧法藏(643~712)依经教请法,建十一面观音道场,摧伏怨敌。因为军事的胜利,这次十一面观音强大的护持威力给武周君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则天为此甚至改年号为神功[4]。慧沼除了给玄奘的《十一面神咒心经》进行注疏,还配合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并著《金光明最胜王经疏》,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强调佛法和王权之间的关系。《金光明最胜王经疏》的核心理念,是讲述佛法和转轮王之间彼此护持的关系;而《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具体地将修持十一面观音的功德与转轮王思想以及国家的利益联结在一起,这代表着当时主流佛教僧团对十一面观音信仰的看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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