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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20)

  [27] 上述文章的写作时间,可参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载《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01~202页。

  [28] 宋德熹:《陈寅恪“关陇集团”学说的新诠释——“西魏北周系”说》,载《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第239~260页。此概念提出之前,宋氏在《唐武士彟事迹辨证——兼论家世对武则天册立为后的影响》一文中概括性地对“关陇集团”的构成进行了界定,可以作为“西魏北周系”说的简要版。此文刊于《食货月刊》第11卷第11、12期及第12卷第1期,后收入氏著《唐史识小——社会与文化的探索》,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第1~73页。

  [29] 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第一章“绪论”,稻乡出版社,2002,第8~11页。

  [30] 贾海燕:《陈寅恪先生“关陇集团”解析》,第3~11页。该文中所提到的相关研究与断代史撰述,也可参看胡戟、张弓、葛承雍、李斌城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5~27页。

  [31] 李万生:《说“关中本位政策”》,《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22~24页。

  [32] 伍伯常:《李渊太原起兵的元从功臣》,《台大文史哲学报》2012年第76期,第109~110页。

  [33] 孟彦弘:《木屑下的河流》,《东方早报》2014年9月21日第5版“书评”。

  [34] 如唐振常《〈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笔记》;又如王永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主旨述要》,载氏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54~172页。

  [35] 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曾对“关陇集团”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探讨,但基本是依照陈氏论著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描述性概括,并未揭示其内在性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72~73页]。

  [36] 如上文所述“关陇集团”主宰政局的时间断限问题,很多阐释者都未注意到陈氏自己的论述特点。孟彦弘在《木屑下的河流》中根据陈氏所使用的材料具有的时段特征,提出“‘关中本位政策’的解释效力,主要发挥于分裂时期;而‘关陇集团’的解释效力,则主要发挥于统一之后”,“他用‘关中本位政策’来解说何以关中能统一天下,用‘关陇集团’来解说统一初期的政治史”。这个解释比较接近陈氏本意,是目前为止对“关陇集团”学说适用时段最为细致的分析。

  [37] 这一情况集中反映在对万绳楠所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的态度上。毛汉光在论证西魏北周至唐初的“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问题时,主要即以《讲演录》为据谈陈寅恪的学说(见氏著《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一篇“绪论: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11、12页)。《讲演录》中的这些文字,大多已在《略论稿》与《述论稿》中出现,仅有极少部分为其独有。毛氏据《讲演录》中“宇文泰的关陇文化本位政策,要言之,即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内容是上拟周官的古制,但终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以故创制未久,子孙已不能奉行”[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九篇“宇文氏之府兵及关陇集团(附乡兵)”,黄山书社,1987,第317页]之语,提出“关陇文化本位政策仅仅是一朝政制;关陇理论中的关陇集团、关中核心区以及整合此二者之府兵制则影响较长远,尤其涵盖一统南北朝之隋朝及百余年盛世的唐初”(见《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12页)。按:《讲演录》中此段文字,与《略论稿》第三章“职官”中论宇文泰依《周礼》创新制及其后续情况如出一辙(《略论稿》中相关论说,见该书第100~103页),可知毛氏所引《讲演录》中文字并非为《略论稿》之外之新说,故其不引二稿而引《讲演录》,实非必要。此处毛氏引《讲演录》之事,对陈氏说法的理解虽未出现偏差,但也并非仅仅是引书不当,这应该反映了毛氏视《讲演录》为陈氏定论的观念。这一取向也出现在李万生身上。万绳楠在《讲演录》“前言”中介绍此书除去其当年听课笔记之外,还“参考了五十年代高教部代印、陈老师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述两晋南北朝史时所编的引文资料,及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等有关的论文”。他所提及的参考资料中并未涉及《略论稿》与《述论稿》。李万生在《说“关中本位政策”》一文中即注意到这一点,他将二稿完成时间与作为《讲演录》蓝本的听课笔记产生时间对照,认为《讲演录》中言“关陇本位政策”是陈氏“成熟意见”。见该文注释①。李万生的这个判断,建立在《讲演录》所据笔记底本与《述论稿》均为陈氏严谨成说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再依据二者时间先后,推测《讲演录》中使用的“关陇本位政策”为最后定论。但《讲演录》既非笔记原貌,故此推论较为危险。而即便此处笔记内容与《讲演录》一致,也未必就是陈寅恪授课时所使用的语句原貌,韩昇就曾怀疑过《讲演录》是否反映了陈氏的真实观点。可参韩昇《隋史考证九则》[《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注②]。李万生选择《讲演录》中对“关中本位政策”内容的解释并目之为陈氏最后定论,是缺乏足够证据的;而其在此基础上对“关中本位政策”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信性恐怕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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