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卢建荣对毛氏《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的评价，详见氏著《陈寅恪学术遗产再评价》第五章“一朝春尽红颜老”第二节“政治史大家的出现”（时英出版社，2010，第194～201页）。
[39] 卢建荣：《陈寅恪学术遗产再评价》，第198页。
[40] 蒋爱花：《绕不过的陈寅恪——评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学术界》2006年第3期，第110～113页。
[41] 蒋爱花在《绕不过的陈寅恪——评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已提及此点，并认为相对于陈寅恪的研究，黄氏的考证其实是一种退步。最近仇鹿鸣也表达了类似的说法，详见本文“补记”。
[42] 孟宪实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废立之争》一文“非常明显是对陈寅恪《李武集团》一文的全面发展”，并从二人文章论证要点的不同，指出“‘废王立武’事件在陈先生的《李武集团》一文中属于部分内容，很多内容点到即止。汪篯先生此文，完全可以看作《李武集团》一文在‘废王立武’这一点上的全面展开”。见孟宪实《陈寅恪先生〈记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引论》。
[43] 汪篯著、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83页。
[44] 李万生也注意到汪篯此文“对陈先生‘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说之理解甚为全面，即对其不足亦能注意”（见前引《说“关中本位政策”》，第23页）。
[45] 《汪篯隋唐史论稿》中的很多文章在汪篯去世前并未发表，其成文时间据吴宗国《〈汪篯隋唐史论稿〉后记》可知大概情况。《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属于《论稿》中所收第二部分，经询问吴宗国先生，知此文写作时间与同一组中《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与姚崇的关系》一文大体同时，后文发表在《申报》1948年3月27日（见《汪篯隋唐史论稿》，第195页）。而据陈寅恪1948年5月17日致郑天挺信函可知，彼时汪篯“借住”清华大学陈宅协助整理《元白诗笺证稿》“行将一载”，“致行搁置”了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论文（郑克晟：《陈寅恪与郑天挺》，载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第256～257页）。据以上情况可以推知，汪篯此文成文时间要早于《婚姻集团》完成或发表时间，该文写作前后其与陈寅恪的讨论话题也主要是元白诗而非关陇集团，故可视为对陈寅恪原有学说的独立发展，不存在对《婚姻集团》的承继。（关于此文完成时间之证据，幸赖吴宗国先生提供第一手信息，家师刘后滨先生又补充了《陈寅恪与郑天挺》一文中的信件内容为证，特此致谢）
新世纪南宋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包伟民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宋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关于南宋时期历史的研究有了显著的进展。
经常回顾、归纳一个学术领域的状况，冷静客观地分析其成绩与不足，思考其学术成长的动因，讨论其今后可能深化的着力点，是推动它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方法。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大致归纳近十余年来南宋史研究的学术动态，并在此基础之上，对这一学术领域今后可能深化拓展的方向略述己见，以求教于方正。
一
近十余年来南宋史研究的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正式刊布的论著数量大增。由于讨论南宋历史，很多情况下是被包括在关于整个宋代历史的研究之中，很难以论著是否标明专门讨论“南宋”来显示，所以不容易得出准确的统计数据，只能略作估计。
出版专著数量最为集中的，当数由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组织各地学者撰写、出版的“南宋史研究丛书”，至2014年，已出版70种。2016年又陆续推出几种新书，加上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作编刊《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南宋史专辑”3期，总量可近80种。此外，海内外陆续出版的以南宋史为重点或者相当一部分内容讨论南宋历史的学术专著也不少，本人初步统计在200种以上。合计起来，近十余年来关于南宋历史研究的学术专著或者可近300种。
论文的数量当然更多，也更难估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南宋”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从2001年至今，数量达9000余篇。不过在这一数据中具有学术研究意味的论文可能不到十分之一，或者更少；同时未标出“南宋”主题词，实际却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讨论南宋历史的论文，肯定也不少。我们似乎不必勉强给出一个数量估计。一个相对清晰的统计数据是：据“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自2001年至今，明确以南宋史事为研究主题的中国大陆博士学位论文达213篇。十余年间每年的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前几年每年都不到10篇，近七八年来，则每年都有20余篇。2010年最多，达34篇。这些博士论文有一些经修改已作为专著整体正式出版，未整体出版的，也有一部分拆分为单篇论文刊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学术含量低一些，数量更多，无法统计。
数量激增之外，比较有意义的是关于南宋史某些专题的探讨有了明显的深入。
首先，一些领军性学者的开创性研究，既解决了某些重大议题，更对整个学术领域发挥着引领性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自然非余英时于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莫属。[1]余著所提出的“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这一结论，虽仍或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不过他试图“重建十二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文化史与政治史”的努力，无疑是相当成功的。这一巨著的影响所及，在议题与方法两方面，都引导着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工作。此外，例如黄宽重关于南宋基层社会、梁庚尧关于南宋盐法等方面的研究，[2]虽然大部分完成于20世纪，但均在近年集结出版，应该被视为本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又有柳立言的《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一书，[3]其讨论南宋的部分也比北宋部分分量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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