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之外，薛爱华另一层知识装备就是历史语言学，这正是在卜弼德教授指导下实现的。卜弼德出生于海参崴，20世纪20年代移居美国，入伯克利求学并最终任教于此，他极其娴熟于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并在此基础上进入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领域。他的主要研究基本围绕古代中国-阿尔泰历史文化、早期中国史和古代中国写本展开。据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讣告我们可以得知，卜弼德生前的古代汉语经典导读课在伯克利风靡一时，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既能吸引学生的学术兴趣，又能激发大家的知识想象。在卜弼德的主导下，伯克利大学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一度出现东方研究论坛（Colloquium Orientologicum）这样的非正式学术交流平台，使得研究亚洲不同地区，乃至欧洲历史文化的学者得以深入交流，取长补短，激发灵感。卜弼德强大的学术研究、组织能力，除了源于他深厚的专业修养外，还和他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关，特别是对音乐和诗歌的爱好。卜弼德不仅因阅读诗人Gerard Manley Hopkins作品时受到启发开始翻译杜甫的诗歌，还从当时正在伯克利大学筹办比较文学系的同事陈世骧那里学到很多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技巧。
薛爱华也亲自撰文回忆卜弼德教授，那是一篇充满深情又不失理性的文章[3]，其中两点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薛爱华研究风格的形成。一是卜弼德本人的学术理念，再加上受到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法国汉学家的影响，强调从亚洲、来自欧亚世界更广阔的文化版图来考察古代中国的物质文明与历史变迁，他频繁邀请远东、南亚等领域的专家前往伯克利讲演，同时也指导年轻人从事古代中国周边地区历史语言的研究，包括内亚、中东、东南亚等地区；二是卜弼德在历史语言研究方面的不懈探索。他强调中文不仅是表达概念和思想的工具，字、词的形式以及发音也有其意义，他在唐诗翻译中进行了大量的尝试性工作。就此而言，中文之于卜弼德就不仅仅是理解中国历史的手段，其本身也成为需要理解的目标。因此，卜弼德才会近乎执着地只认可“语言文献学家”（Philologist）这一个头衔，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意味着对渊博与敏锐的兼而有之。
成为一名“语言文献学家”无疑也是薛爱华的自我要求，《朱雀》一书便正是题献给卜弼德教授的。他1982年10月14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及文学系做了一场题为《何为汉学》“What and How Is Sinology”的讲演[4]，对西方汉学的现状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强调历史语言文献学才是理解古代历史的基础和核心，并高度肯定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一辈主导的汉学传统，称其是人文学科最优秀传统的精确学风、广阔视野和深刻理解。薛爱华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后人对这一研究风气的轻视甚至抛弃，再次强调文献的重要性。他尤其指出，文献不只是史料的来源，语言修辞本身也极其重要，古代中国文学的丰富传统，使得很多作品的措辞是经过严格推敲的产物，不经过严格仔细的辨析，往往就无法了解其细腻幽微的内涵。就此而言薛爱华可谓贯通了汉学与中国传统训诂学的旨趣，即解释一字就是一部文化史。
这一点在阅读《朱雀》中译本时大概感受还不甚明显。本书除征引正史、方志、笔记、类书等文献，还大量引用文集和唐诗，就笔者粗粗统计，其中唐诗有近两百首，很多是单句或对句的征引。虽然本书不少译注已经指出其中偶有误读之处，但绝大多数运用是切当精确的，按照薛爱华对历史语言文献学的提倡，该书中唐诗英文翻译本身，也是极具价值的研究贡献。薛爱华本人不懈追求精确与诗意的写作实践，正源自他本人明确的学术旨趣。
从世界史的视野、比较历史语言的方法、文献学的立场来考察中古中国史，还使得薛爱华的研究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经常透过比较发现新鲜而生动的文化现象。比如104页提到《太平广记》中“阆州莫徭”条记载阆州樵夫莫徭为大象拔出脚底竹丁而使大象获救的故事，作者由此想到古罗马传说中的类似记载，即为狮子拔去足刺而救活狮子的奴隶安德鲁克里斯（Androcles）；163页则提到《酉阳杂俎》中对邕州一位西原蛮姑娘的记载，虽然源出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其故事结构却与西方起源很久的灰姑娘传统存在款曲暗通之趣；再如195页分析马援铜柱时，谈到其具有文明与野蛮分界、防止黑暗势力侵袭的功能，作者由此提到与之极其相似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之柱；371页在考察南越柑橘时，作者引述了这种植物在唐代柳宗元眼中和笔下的模样，所谓“密林耀朱绿”，接着提到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安德鲁·马韦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阐述过类似的意象，“他将明亮的橘林放在一片树荫中，正如金色的明灯悬于碧绿的特色里”，而一个世纪以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再次重塑了这一场景，“金橘的光芒闪烁于幽绿的叶子中”。诸如此类的文化比较还有很多，不时的神来之笔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停下片刻玩味其中妙意，这些意象与故事之间的雷同、飘移与影响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但薛爱华信手拈来点到一笔，已然提醒我们注意中国历史文化细节中的幽微曲折与妙趣深意，这些论断的趣味每每让人想起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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