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爱华第三个常被忽略却十分重要的学术背景，那就是他对西欧文化，特别是对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与艺术的无限热爱，这使得他醉心于野生动植物，喜欢漂亮的石头、花朵、美食与美酒。他钟爱热带，无数个假期，他都与妻子一道，徒步穿越热带雨林，寻找那些罕见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罹患顽疾之前的一个月，他刚刚结束对拉丁美洲伯利兹（Belize）的考察。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何以《朱雀》会以三分之一强的篇幅巨细靡遗地讲述中古中国南方的矿物、植物与动物，这正源于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无限深情。
我们还必须在此强调的是，薛爱华对于自然万物的热爱除了受盎格鲁-撒克逊文学艺术的影响外，恐怕无形中还受到了英国长久以来丰沛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传统的影响。博物学虽然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但它在近代以来受人瞩目却与西方文艺复兴有关，其与物理学和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但就其主要形式，在于强调从经验考察出发，对兽类、鱼类、鸟类、昆虫、植物、矿物、地形、天体等各方面知识进行收集、整理和认识[5]。实际上，中国自《诗经》《山海经》以来也有不绝如缕的博物学传统，这一文类到魏晋南北朝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出现《博物志》这一集大成的著述，此外，中国历史典籍中不乏风土志、地方志、异域志、草木志等规模不等的笔记、杂章，皆具有博物学的意味，但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博物学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发展脉络[6]。薛爱华本书中频繁引述的《酉阳杂俎》《北户录》《岭表录异》《南方异物志》《本草纲目》等无疑都具有中国传统博物学笔记、类书的属性，但就《朱雀》一书的写作结构而言，作者身处其间的，是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博物学传统。西方20世纪70年代随着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人的著作陆续问世，历史学由此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向”，出现所谓的“新文化史”范式，其中“物质文化史”是重要内容之一。这里无法展开但需强调一笔的是，同样是对物的关注与重视，薛爱华的研究与近二三十年以来被热议的“物质文化史”是大异其趣的，即便其著作带给我们类似甚至更为深刻的启发。
我们只有将薛爱华放置在特定的学术研究时空坐标当中，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朱雀》的写作背景和薛爱华独特的研究风格。人类学的视角、历史语言文献学的基础、博物学的趣味都深深影响着薛爱华的选题和取径，而这些知识结构的形成，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那就是20世纪中叶以降伯克利加州大学汉学乃至相关人文学科的蓬勃发展。人类学家克虏伯、罗维，东方历史语言文献学家卜弼德，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文学专家陈世骧等人因缘际会于伯克利，为这所向以开放著称的大学奠定了深厚、多元且具有创造性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基础，薛爱华在伯克利接受教育，又长期在这里教书育人。伯克利丰沛的汉学研究土壤滋养了他，而他又回过头来反哺了这所大学，包括《唐代的外来文明》在内的系列专著，无一例外出自加州大学出版社，就是例证。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1948年，也就是薛爱华拿到博士学位后的次年，著名的历史学家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来到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讲学，并很快受聘于该校社会学系，得到长期教授职位，直到1976年退休。艾博华研究有夙，视野广阔，授课对象不限于本系，还吸引了大量东方语言系、历史学系和人类学系的听众。艾博华也以历史语言文献学为基础，对东亚、中亚和西亚的社会与文化探研有夙，贡献卓著，罕有其匹，甚至被视为研究全亚洲的“启蒙者”[7]。艾博华研究范围极为广泛，但终其一生都对亚洲地理、民族和各地民俗文化、民间故事兴趣不减，有关于此的创见蔚为大观。《朱雀》一书除大量采用诗歌材料外，另外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对笔记、小说、逸闻与志怪等文类的运用与分析，此中独到的眼光或也与艾博华影响下的伯克利人文学风分不开。
正如柯睿教授提到的，薛爱华发表关于中国茉莉的札记后，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条目已逾百条；这一不甚起眼的例子提醒我们，时隔半个世纪各个研究专题和细节都积累了丰厚学术史的今天，回过头来盲目批评薛爱华著作的不足是欠公允的，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以批判的眼光重读经典。和优点一样，《朱雀》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本书虽然从族群、语言、地理、习俗和物种等多个方面强调南越并非铁板一块，是驳杂、多元的存在，但就全书论述来看，作者却将唐代，特别是八九世纪的南越视作一个整体的历史时空来考察，共时性观察是其亮点，但遗憾却在于缺乏具体的历时性分析，由此在《朱雀》中，我们只能看到唐代南越纷繁异常的面貌和意象，却看不到种种意象之间的嬗变与联系，尤其是时间线索上的联系。南选制、科举制、市舶司、岭南节度使等种种制度的建立与推行都对中央与南越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势必也改变了南越在唐朝权力结构、政治版图和知识系统中的位置，进而造成人们对当地印象的改变。只有结合唐朝政治史、制度史的背景，这一历时性的线索才能出现，但本书基本上没有观照这一背景。征引文献虽然不乏正史、通鉴、方志、典章等传世文献，但所引内容基本偏重于地志、土贡类，涉及史事者很少，至于《唐大诏令集》《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和唐朝政治制度演变关系密切的重要文献，本书则鲜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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