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最后一节是讨论《契丹国志》中的先祖传说，这一话题同时涉及契丹语言和民俗学两个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既富有研究旨趣，也与其他学者的意见颇有出入。作者对三位可汗名称的复原除了列举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以外，国外学者的成果仅注意到白鸟库吉的研究。其实在卜弼德（Peter A.Boodberg）写于1933年的未刊札记《胡天汉月方诸》和石泰安（R.Stein）1940年发表的对《契丹国志》部分内容的译释长文中，都已经得出了国内学者在晚近时期才提出的一个结论：第三位可汗的名字“昼里昏”当为“画里昏”之讹，恰好可以和蒙古语的“二十只羊”相勘同。[35]《契丹国志》中的先祖传说所带有的强烈神话色彩，是该问题吸引学者兴趣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自卜弼德以来，不少学者尝试从民俗宗教的立场进行解析，代表性的有石泰安从主题类型的比较入手分析第三位可汗杀羊又使之复生的传说，护雅夫和蒲田大作从萨满教的观念探析契丹先祖所显现的萨满性格。[36]对这些意见的吸收与批评并未反映在作者文章中，这使得本文考察问题的角度略显狭仄。
《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大概是全书中最有创见也最具跨学科研究特色的一篇文章。我们这里仅就其中的一个结论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文中的最后一节中有这样的表述：“如果对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及汉文文献所见契丹语名字做一个粗略统计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辽代契丹人名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分别是胡都古和乙辛，前者意为‘福’，后者意为‘寿’。汉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就连契丹人的契丹语名字都充满了汉民族的价值观念。”（该书第172页）如果作者的分析成立，那么学界重新评估汉文化对契丹民族的影响就多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但我们以阿尔泰学的视角全面审视了这两个词语的文化历史以后，却得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胡都古”的拟音可作﹡qudugu，它明显和下列阿尔泰语系中的词汇具有亲缘关系：古突厥语中的qut，以《蒙古秘史》为词汇基础的中古蒙古语中的 qutuq/quduq （派生词qutuqtu/qutuqtai）和qutluγ，女真语的忽土儿，满语的hûturi，通古斯语中的kutut′i。[37]而上述词汇的基本义项均为“福运”。它也应和白鸟库吉所考察的余靖诗中表示福佑之义的契丹语“苦统”一词同源。[38]目前学界对该词是否阿尔泰语系的共有词汇尚存有不同意见。反对同源词说的学者认为该词本来只是突厥语的固有词，以后才被转借到蒙古语等其他语言中。[39]但无论是中世纪的突厥-回鹘人，还是当时的蒙古人，都十分流行以这个表示“福运”的名词（含其派生词）来作为人的名称。仅以《元史》中提到的突厥人的名字为例，以忽都海牙（Qut Qaya）、忽都的斤（Qut Tigin）、忽都于斯（Qut Yüs）命名再加上名称中含有忽都鲁（Qutluq）的人名有近20例。[40]至于《蒙古秘史》和《圣武亲征录》中的类似蒙古人名则多含有Qutuq，其数量也是非常之多的。[41]所以用突厥-蒙古语中表示“福运”的qut或其同源词来作为人的名讳是北方民族自身文化特征的一个体现。以此为参照，契丹人多以“胡都古”（福）来命名亦应属于这种情况。
“乙辛”的情况完全与之一致。据称契丹小字中表示它的第一个原字应当读音作[əs]（该书第231页），那么这个契丹语含义为“寿”的词的近似形式当为﹡esin，这明显让我们联系到突厥-蒙古语中的esen（也先）一词，该词在13世纪以前的古突厥语文献中就已出现，正是“身体健康、良好，安全的”之意，以后这一表示身体健康的基本词义一直保留在各种突厥语近现代语言中。[42]它也出现在13世纪的《蒙古秘史》中，明人所给的汉字旁译为“安、安存”。[43]与上例相似的是，突厥-蒙古人中也流行以它来给人取名。[44]这在元代蒙古人中尤其明显，也先不花、也先帖木儿堪称当时蒙古人中最常见的名字。而从读音和词义上比较，契丹语中的“乙辛”一词当为其亲属词，原意也应是“健康、安全”，只不过在翻译成汉语时，被润色成语意基本一致但更加文雅的“寿”字。所以突厥-蒙古的姓名文化的实例启发我们，契丹人喜欢用“胡都古”和“乙辛”来起名恰恰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显现。
《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可以说是一篇全面梳理并探究契丹语言资料源流的“凿空”之作，文中表现出的深厚文献学功力令人尤为叹服，但在外文成果的汲取上还可以做得更加完善。本文的一个讨论重点就是澄清清代的索伦语与契丹语本身存在着极大距离，以此来说明乾隆所首倡，并为四库馆臣所部分遵守的“索伦为契丹苗裔”的理论的荒谬性，从而揭示了他们炮制出的《钦定辽史语解》的问题所在（该书第193～195页）。不过在论证索伦语性质时，作者仅仅引用了清人西清的一句“索伦语多类满洲，达呼尔语多类蒙古”加以说明，忽略了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Ligeti）在半个世纪前所发表的一篇专门考察《辽史语解》中的索伦词汇性质的论文。李盖提逐一分析了其中出现的25个索伦词语，结论是它们大多与语言学家在新疆和大兴安岭布特哈旗等地所搜集到的鄂温克语词汇相契合，仅有一两例未能在鄂温克语中找到对应词。这一调查证明了《辽史语解》中不时采用的索伦语（按刘教授文中的统计，总共有38例）确系通古斯语族下的一种鄂温克语。而且刘教授在行文最后也对四库馆臣的索伦语素养提出质疑，认为他们在做这项以索伦语正契丹语的工作时，并没有从事过任何实地调查索伦语的活动。[45]我想如果刘教授能够吸取此文的主要论据的话，那么无疑可以运用这些成果将本课题开拓得更广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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