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后一节实际上是在举述并评论明代以降，学者对契丹语材料的整理、考辨情况。作者对现代学者研究情况的评论集中在白鸟库吉等身上，但也注意到黄振华翻译的德国学者傅海波和道尔佛（G.Doerfe）的两篇相关论文。既然如此，那么引起傅海波商榷的孟格斯（Karl H.Menges）的契丹语研究论文似更应提到。孟氏作为具有良好阿尔泰学知识背景的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因为协助参加魏复古和冯家昇的辽史研究计划而对契丹语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后来出版的《辽代社会史》在涉及对民族语言的解释方面，大多吸取了他的意见。孟氏这一时期关于契丹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是考释辽代文献中所见的若干契丹语官职专名和统治者的头衔，先是集中刊出在《辽代社会史》的第14章“政府组织”中，后来又专门抽出增补后作为单篇论文发表过。[46]最后他又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表了《通古斯与辽》的长文，将自己对契丹语专名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部族名称和人名领域。[47]其早期研究曾受到柯立夫（F.W.Cleaves）的批评，晚期研究则引发了傅海波著前述商榷文章。[48]柯氏的批评认为孟氏过多地依靠通古斯语言中的词汇来解决契丹语问题，却忽略了一些明显的蒙古语因素，即使如此，柯氏仍然承认，孟格斯堪称用阿尔泰学知识来解决契丹语难题的最佳人选。实际上对于孟氏用力最深的契丹官衔专名的考释部分中，柯氏并未做多大修正。笔者阅读了相关内容以后，深感其成就不可忽略，孟氏考证的若干词语的词源如葛儿罕、挞林阿点等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且孟氏作为一位知识极其渊博的语言学家，还敏锐地发现了契丹语中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例如刘凤翥曾注意到辽朝贵妇人的称号“迤俪免”、“乙林免”与“夷离的”词干及语义相同的情况，但未做语言学上的分析。孟氏则特地指出“夷离的”中的“的”字很可能与早期蒙古语中的一种指代女性的后缀﹡-din有关，并举出了后来蒙古语中指代妇女和雌性动物的后缀-jin作为旁证。更富有启发性的是，他还顺手拈出了鄂温克语中的女性后缀-mni，这很容易让人联系起前述贵妇称号的后缀“免”字（﹡-men），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辽代有“迤俪免”之类的名称。
此外，黄振华所翻译的傅海波和道尔弗的论文均发表在1969年，此后这两位学者又继续钻研这一课题，并各自有了新的成果。前者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契丹语新释的论文考证了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新释出的一些词语的词源，强调了这些词语与通古斯语族中词汇的亲缘关系。[49]而后者在一篇讨论古突厥语中的蒙古语成分时，也集中汇释了若干他所新知的契丹词语。[50]由于上述学者分别是西方汉学界和阿尔泰学领域的权威，所以其成果不仅受到留意契丹语文研究的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而且对我们来说也颇有参考的价值，尤其是当他们得出跟我们的看法不同的一些结论时，那就更加值得注意。例如国内学者通常倾向于把契丹语的“捏褐”（犬）一词跟蒙古语表示“犬”的nogai联系，而外国学者则认为其相当于女真语的niaha（犬）和满语的niyahan（小狗），并且契丹语的这一形式代表了一个以腭鼻音开头的词。所以刘教授此文介绍国外的契丹语文研究状况实际上只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对一篇问世于2000年以后的作品来说，在国外研究信息的收集方面未免有些陈旧。最后还可补充一点，关于有不少国外学者探讨过的余靖和刁约的汉语契丹语双语诗中的契丹词语，2003年美国学者A.Vovin也发表了一篇新作，既吸收了前人研究中可取的部分，同时又不乏自己独特的看法。[51]这对我们了解国外契丹语研究进展也有一定价值。
该文在阐述清代索伦一名的历史变迁时，用语十分严谨，但有一处叙述却使人易生误解。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鄂温克包括历史上的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族，1957年将他们统一改称为鄂温克族。”（该书第194～195页）笔者最初读到此处时，曾为此生疑：难道中国境内以前竟然分布着操一种突厥语的雅库特人？（按：雅库特语按照语言分类可以说是分布位置最靠北的突厥语。）后来翻检了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相关部分后，才知道原来在民族识别工作开展以前，满族和蒙古族多称鄂温克人为索伦，而俄国人则常称呼他们为通古斯和雅库特。“鄂温克”一名才是其真正的自称。[52]这样看来，“索伦”“通古斯”“雅库特”这些名称都只是外人施加给鄂温克人的不准确的名称，并非是说中国境内真有所谓的雅库特人，而作为自称的“鄂温克”一名也应当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故上文的“1957年将他们统一改称为鄂温克族”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鄂温克一词是1957年才出现的新名词，此前通行的只是“索伦”之类的名称。
《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的第四节中似有两处小的纰漏。当作者认为金朝的末代皇帝因其勤勉有为、励精图治，故在亡国后仍然受到人们赞扬时，引证了下面这段论述：“刘祁在总结金朝亡国的原因时说：‘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该书第265页）这段文字正如注释所示，来自刘祁《归潜志》卷一一的“辩亡”一篇。不过笔者细审文意，发现作者将“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归于刘祁的表述不合作者原意，因为这句话的前面明确标有“或问”二字，也就是说，它只是刘祁引用的别人对于末帝哀宗的评价而并非刘祁本人的意见。至于刘祁本人对哀宗是褒是贬，在所引文章的后半部分，刘祁直言不讳的品评：“末帝夺长而立，出于爱私。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少为黠吏时全所教，用术取人，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暗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略，临大事辄退却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敌而不能振也。”[53]从这一评语来看，刘祁眼中的哀宗固然没有差到“桀纣之恶”的地步，但远远谈不上是一位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明君。所以如果要论证哀宗因其品行政绩得到后人赞扬的话，那么显然就不应以刘祁的评价为根据。又，刘教授该文在引用许衡向世祖奏上《时务五事》时，将其事系于至元二年（1265）（该书第271页）。但笔者试检《鲁斋遗书》中有关原文时，发现其标题下有“至元三年”四字，明示了文章撰成的时间，而且这也可以和文中的具体内容相证合，因其中有许氏自述“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之语，甲寅即1254年，所以至元三年（1266）当为此文撰写上奏的确切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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