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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25)

  以上是笔者对书中一些具体论述的意见。就本书的总体而言,应当说考据史实式的论文还是占据了全书的主要篇章。简要地说,作者写作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力求澄清有关研究课题中一系列前人尚未解决圆满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故具有显著的史实重建性质,而解释历史现象,探求发展规律的地方则相对较少。从这一点来看,《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明显有别于其他大多数论文的研究路数,仅从标题即可看出这是一篇志在解释历史现象之间有机联系,以探讨“为什么”之类问题的诠释式论文,具有鲜明的考述、评论并重的特色。此文一开始即揭示中外学者在“征服王朝”等的评价问题上的尖锐矛盾,随之进入作者着力论述的女真汉化问题。在细致地考察了各项历史因素之后,得出的结论大体与陶晋生教授的观点一致,即认为女真入主中原以后,逐渐走上了一条“全盘汉化”的道路(该书第237~263页)。而在后面的部分,作者把女真汉化与金的衰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金元之交民间盛传的“金以儒亡”的话题作为论述的楔子,强调汉化彻底改变了女真人质朴勇武的精神面貌,使其养成懒惰奢靡、安于享乐的作风性格,最终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该书第264~272页)。对于作者这一论证思路,笔者略感以下疑惑。

  其一,作者既然一开始就亮出中外学者在对辽、金、元、清等北族王朝的汉化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态度,那么应意识到出现歧见的原因并不在于论争的双方对对方所举的史料熟视无睹,而在于各自对“汉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的解说上存在着分歧,要突破这种作者视之为“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的学术交流上的困境,最好的解决途径无疑是作者对“汉化”的解说下一确切定义。但由于作者没有做出这种必要的交代,所以读者只好从具体的论述中去领悟作者对“汉化”的见解。从该文章的第二节“不可阻挡的汉化潮流”中列举的史实来看,作者心目中的“汉化”主要集中在女真人对包括儒学在内的整个汉文化的倾慕与学习,继而作者在最后一节中这样分析:“在金朝亡国以后,社会上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这就是说,当时已经有人将金朝的亡国原因归结为女真人的全盘汉化。我觉得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该书第266页)接下来即将女真人生活作风的变迁与汉化相联系。由此观之,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将“汉化”与“儒化”等同起来,所以才自然觉得“金以儒亡”实际上说的就是女真的全盘汉化。这一点恰恰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先验性判断,因为“儒化”(Confucianization)和“汉化”(Sinicization)这一对概念并不全然等同。

  窦德士(John W.Dardess)早就以蒙古人为例,指出蒙古-色目统治精英中那些表现出很高儒学修养的人并不能被简单地用“汉化”来解释,因为儒家的影响使得他们将对儒家伦理的恪守与自己的忠孝观结合在了一起,因此与通常意义上的“汉化”有别。后者不仅指向一种对自己民族-语言认同的丧失,还涉及对自身的夷狄祖先的否认,而对先人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不合儒家伦理的。[54]张帆教授则认为“儒化”只能理解成“汉化”的一个方面,但一般意义上的后者却又难以完全涵盖前者,且“儒化”之深浅并不与“汉化”的程度高低成正比,并举出了元朝皇帝的若干实例。他将两者分别理解为“受儒家思想影响”和“受汉文化影响”。[55]两相比较,窦德士对“汉化”的界说重在认同的变迁转移上,而张帆教授的定义更趋宽泛,但两者均反映出将上述概念相切分对待的认识倾向。如果考虑到直至金末,大多数女真人都还清楚地保持着自身的族属意识,那么窃以为用“全盘汉化”一语概括其汉化面貌就显得太过,毕竟他们与汉人和契丹人的认同隔阂还未消除,并没完全融入汉人群体。借鉴张帆指出的元朝“汉化”最深的文宗、顺帝恰恰“儒化”不深的事实来反观金朝,可见实际上金朝的统治上层多少也有类似之处,因为刘教授文中列举的完颜氏贵胄子弟的“汉化”表现往往也是以诗文书画为主要的旨趣取向。至于金朝统治者是否“儒化”到了愿以儒家伦理治国并且真正重用儒臣的程度,则是另一回事。至少刘祁对金帝中“汉化”最深,表面上崇尚儒雅、信用名士的章宗就有“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的批评。[56]而作者文中未将“汉化”与“儒化”仔细区分就显得有些简单化了。[57]

  其二,强调女真人的全盘汉化还必须考虑到以下事实。一方面,有些女真人将他们的旧有习俗与汉族伦理结合起来以固守其俗。如金末的女真人高嗣荣虽然已经改用了汉姓,但在其父亲去世时,却毅然“以刀刺额血面”[58]。这种被汉人视为“至孝”的举动实际上是《三朝北盟会编》所记女真人“剺面”为死者志哀旧俗的遗留。另一方面,金统治下的部分汉人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女真化”的趋势,例如南宋时出使金国的范成大等人业已观察到中原一带的百姓“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河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59]。虽然从长时段上考虑,汉人的“女真化”或许不像女真人的“汉化”那样占据民族融合中的主流位置,但对于考察女真汉化问题而言,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反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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