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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26)

  至于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金以儒亡”一说出现的时代背景,作者文中的理解恐怕尚不足成为定见。联系到金南迁以后的社会风气,让人觉得它的出现与金亡之后,时人对金末儒风沦落的反思有关。当时的士风被认为是“南渡后儒风日入颓靡,狂生怪士竟以口舌取重一时,以闲闲公之宿德,犹被侵侮”[60]。而在国力凋敝的南迁时期,不少儒生不顾国家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继续沉湎诗学。元好问称之为“南渡以来,诗学为盛。后生辈一弄笔墨,岸然以风雅自名,高自标置,转相贩卖。少遭指摘,终死为敌”[61]。故金末流行的脱离现实、取媚世道的颓靡士风使得儒生及其所学容易成为后来人们追探金朝亡国原因时所归咎的对象,这正如明朝亡国以后,不少遗民惯于将个中原因追溯到明季盛行的王学的空疏上。

  其三,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女真人的汉化是否是造成其丧失勇武之气的根本原因,这涉及汉文化的影响是否必然导致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养成懒惰习气,从而逐渐走向衰落的共通性问题。如果按照刘教授文中的观点,似乎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正如其提供的具有较高汉文化修养的金末名将完颜陈和尚的事例,他予人的印象恰恰是“如寒苦一书生”,可见泛泛而论的“汉化”或者“儒化”与北方民族勇武性格的销蚀至多只有部分的相关性,汉文化的影响也并不必然导致女真族质朴作风的蜕变。更为关键性的因素还是在于这些民族入主汉地后的迅速腐化,而这种本族成员的腐化最终源于其对异族人民的压榨和掠夺。金朝纵容猛安谋克下的女真将士强括民田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在奴役外族,终尝苦果这一点上,实行猛安谋克制度的金朝与后来八旗制度下的清朝都具有相同的轨迹。所以我们如果过于强调汉化的消极影响的话,那么客观上反而替这些沉溺于腐化生活并享受特权的征服者开脱了他们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62]

  此外,笔者就本书吸取国外学术成果的情况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从总体上看,作者对日本辽金史的学术阵容从早期的白鸟库吉等人到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人的研究情况都显得比较熟悉,对于像《立命馆文学》这类在国内图书馆罕见收藏的学术期刊也时有征引,可见作者在搜集日文材料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但与此相比,欧美国家的西文学术出版物中的相关著述却因为学术交流渠道的不够通畅和语言上的隔阂,往往未被作者纳入搜索视野。如卜弼德、石泰安等的研究情况,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做过简要介绍。这里再就几个具体问题稍加提示。该书第345页评价了蔡美彪先生20世纪40年代末将《辽道宗哀册》中的鞑靼与《辽史》中的阻卜勘同的研究。(按,差不多与之同时,冯家昇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将其写入1949年在美国费城出版的《辽代社会史》第101~102页对阻卜的注释中。)作者在全书中不时提到对《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史料性质的看法,此前也曾就此问题发表过有关专文详加阐述。[63]其实伯希和生前即已涉足这一课题,其论述见于1959年巴黎出版的其遗著《马可波罗注释》卷一的第369~371页。伯希和明确论证两书实际上都是“伪书”,为元人杂采宋代史料所凑成,而且出自同一位炮制者之手,其价值只不过是抄录保存了一些宋代记载而已。再有刘教授该书第357页引用学界对完颜襄北征塔塔儿年代的考订时,注明的参考出处是外山军治的相关研究。实际上对此问题更为绵密的考证要数伯希和与韩百诗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第193~199页的考证,他们准确地将此役发生的时间定在1196年的5~6月,这就恰好和纪功石刻中所提供的“同年6月”的时间契合。所以国内辽金史学界对于像伯希和这样的硕学大师的研究成果,似乎还有关注、介绍的必要。

  最后,笔者拟强调的是,除了前面涉及的对于材料的考释这类基本问题以外,刘教授著作中所得出的一些关于学术史方面的认识或者评价对读者也应当颇有启发。犹记刘教授在《辽金史论》的自序中提及,与中国史学界习惯上将辽金史归入中原王朝史序列不同,日本东洋史学界因受到征服王朝说的影响,传统上将其划进满蒙史的系列。对于这一概括,笔者稍持异议,缘于所谓“征服王朝”命题的正式提出,业已晚至二战结束后不久,然而包括辽金女真契丹史在内的日本满蒙史研究格局的发轫与成熟则可以上溯到20世纪早期的明治、大正之际。[64]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日本的战败,原先与日本大陆扩张政策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传统满蒙史研究面临着就此丧失合法性的尴尬局面。此刻,德裔美国学人魏复古(K.Wittfogel)倡导的“征服王朝”学说却在大洋彼岸悄然问世。它十分有助于其时因战败而倍感失落的日本东洋史学界重新拾回学术研究的自信,并转而以这一最新理论作为强有力的依托,将其稍加改造后逐步取代了由矢野仁一、白鸟库吉那一代学者开创,如今在政治上已摇摇欲坠的旧有满蒙史研究体系。无怪乎仅仅在“征服王朝理论”问世后两年,日后成为日本战后敦煌学第一人的京都大学出身的藤枝晃随即出版了日本首部以“征服王朝”命名的重在概述金朝历史的史学著作。[65]此书的问世事实上宣告了日本东洋史研究话语的转型。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上述“征服王朝”的话语体系一直支配着日本对于辽金元清等北族王朝的具体研究,其影响延续至今而不衰。可以说魏复古当初创立的“征服王朝”理论体系在日本史学界激起的反响和共鸣远远大于其对欧美各国学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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