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辽金史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其实在刘教授新著中的《辽代的渤海遗民——以东丹国和安定国为中心》一文中已表露无遗。此文令人信服地指出日本历史学者仅仅凭借非常有限的一点史料，竟然构筑起一部关于辽朝渤海遗民政权的灿然可观的完整历史体系，这完全与日本学者素来讲求实证的严谨学风大相径庭。如果我们稍稍扩展观察视野，就会发现渤海史从20世纪直到今天，是日本学者长期情有独钟的关注领域。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东洋史学界拥有的渤海史（含考古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明显多于中国和相邻的朝鲜、韩国。这些研究成果不时流露出的对于渤海国历史的推崇和高估倾向似承载了过重的泛东北亚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或明或暗的“渤海情结”决不仅限于前引刘教授著作中所批评的和田清和日野开三郎二者的著作。甚至1980年前后，还有日本学者径直将东亚大陆“征服王朝”的鼻祖由辽代上溯到唐代的渤海国那里。同样值得从学术史尺度予以重视的还有《松漠之间》中对清朝皇帝在宋辽金正统问题上所持观念的评价，以及对于乾隆一朝借修《四库全书》之机篡改辽金史籍史实的清理与揭示。刘教授的以上发现对于我们反思近期流行于美国的“新清史”学派的某些观点也是颇有助益的。作为不治辽金史却又时时受益于刘教授指点的后学，笔者衷心期望能够等到先生身体完全康复以后，再就上述学术史问题与老师充分交换意见与看法。
[补记]本文初稿完成于2008年秋季，成文后呈送刘师教正。刘师胸怀宽广，不以拙文内容为忤，并加以赞许肯定，如此学者气度，使后学至为感佩。2014年11月承刘师高足邱靖嘉学兄雅意约稿，遂将全文略做修改后寄送。本想待到刘师身体彻底康复以后，再就相关问题向老师做进一步的请益。令人悲痛不已的是，2015年1月7日早晨突然传来刘师于前晚辞世的噩耗。笔者在学术前进的道路上从此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良师，谨以此文作为对老师的永久纪念。
——受业 钟焓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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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日文本以『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の视点からみた父子连名制』（饭山知保译）为题，刊于日本唐代史研究会《唐代史研究》第10号，2007。英文本则以“The Forenames and Courtesy Names of the Khitans：The Father-Son Name linkag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为题，收录于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的《中国学者论内亚史》（Luo Xin ed.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Indiana Univ. Press，2012）中。
[2] 此文收入贾敬颜《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第62～63页。
[3] 参看〔美〕李方桂《唐蕃会盟碑（821～822年）考释》，吴玉贵译，收入《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八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第62页。
[4] Paul Pelliot，“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 Histoire des Ming”，T’oung Pao，1948，pp.207-249. 参看神田喜一郎『明の四夷馆に就ぃて』，《史林》1927年第12卷4号。
[5] Paul Pelliot，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pp.249-252.
[6] H.Serruys，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Ⅱ：The Tribute 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1400-1600），Bruxelles1，967，ChapterⅩⅤ：Hui-t’ung-kuan，pp.408-442；赵令扬：《记明代会同馆》，《大陆杂志》第41卷第5期，1970。
[7] 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 Ⅰ，Paris，1959，p.220.
[8] W.Kotwicz，“Les ‘Khitaï’ et leur écriture”，Rocznik Orjentalistyczny 2/1924，p.249；W.Kotwicz and A.Samoïlovitch，“Le monument turc d’ Ikhe-khuchotu en Mongolie central”，Rocznik Orjentalistyczny 4/1926，p.103，105.
[9] 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delphia，1949，p.1.
[10] H.Frank，“The forest peoples of Manchuria：Kitans and Jurchens”，in.D.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402.
[11] T.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1968，p.87. 此前孟格斯（Karl H.Menges）曾采取这种转写方案。
[12] T.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p.345.
[13] 采用ny转写方案的代表性著作是葛玛丽的《古突厥语语法》一书，参看A.von Gabain，Alttürksche Grammatik，Leipzig，1974，S53，357。作者在书中简要地指出，碑文中的ny与写本中的n或y有交替现象。我们注意到，在森安孝夫等编撰的考察报告『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大阪，1999，第152页）中对古突厥碑文的转写中，契丹即作qïtany。
[14] M.Erdal，A Grammar of Old Turkic，Leiden：Brill，2004，p.71.
[15] 我国突厥学家耿世民先生在1999年与亚库甫合著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曾对腭鼻音在古突厥文中的出现表示怀疑（参该书第59～60页），故把碑文中的契丹转写成以鼻音-n收声的形式，然在最新出版的关于古突厥碑铭文献的著作中，仍采取了ñ的转写方式。
[16] 关于国内各家对于小字中“契丹”一名的拟音争论问题及其各自所参照的拟音依据，清格尔泰教授有很好的综述，参看清氏编著《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东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2，第97～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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