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除了“废王立武”事件可以作为关陇集团退出历史舞台以外，此后的阶层斗争、集团斗争都不该进行扩大化解读。那么，怎么理解武则天称帝呢？
三 制度史的解释
用制度史解释武则天称帝，是社会史之外的另一种方案。把武则天称帝理解为后士族时代的现象是可行的，毕竟从身份性到非身份性是这个历史转变时期的核心特征。陈寅恪以废王立武为关陇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这个标志也是士族政治完结的标志。士族政治或称门阀政治，虽然田余庆先生认为只有东晋一朝才是典型的[24]，但是说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士族政治也未尝不可，即使不如东晋典型，但前后历史时期毕竟仍然具有一致的特征。
士族政治的标志，即士族的特权获得政治制度的保障。具体地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保障士族特权的制度有两个，经济上便是品官占田荫客制（或叫占田制、荫族制），政治上便是九品中正制。[25]当时也强调“婚宦”，以士族内部通婚的方式维持他们的特权，是等级森严时代的特有产物。但是，到隋唐时期，这两项最重要的士族特权保障制度都被取消了。虽然经历了一个过程，但隋唐时代确实进入了崭新时代。汪篯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均田制最初对大族是有一些妥协的，以后各代田令内容变化，限田制的性质就越来越明显了。北齐时限制授田奴婢的数目，到隋朝时取消奴婢受田，限制已很严了。”[26]而吴宗国先生的结论是：“隋政权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袭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27]
所以，吴宗国先生与陈寅恪先生的结论有所不同。对于关陇贵族集团的消亡，陈寅恪最看重的是废王立武事件，而吴宗国先生把关陇贵族集团放在整个士族时代的大概念中来对待，认为隋朝才是士族政治消亡的关键。吴先生指出：“唐朝最终结束了家国一体和贵族门阀政治的国家体制，开启了皇帝-官僚政治体制。”秦汉以来，“皇权本身，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西汉初年是功臣集团，西汉末年是外戚，再后就是世家大族和士族门阀”。“这些情况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江南士族、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先后开始衰落，从隋朝开始到唐朝初年全都退出了历史舞台。隋文帝开皇初年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取消九品中正制，地方佐官中央任免；二是府兵制实行君主直辖化即禁军化，征召扩大化即兵农合一化。前者抽去了山东士族最后赖以苟延残喘的依靠，后者则挖了关陇贵族存在的基础。隋炀帝进一步取消了关陇贵族的特权。门阀政治终于在隋朝结束。”[28]既然士族政治在制度上已经被隋朝取消，关陇贵族在唐初的兴旺只能作为士族政治的回光返照，其势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而“废王立武”事件不过是压垮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不过，从制度与政治关系的视角来看，制度到位之后，并不一定能立刻取得政治上的所有效果。唐初最高当局打压士族门阀的动作仍然不断，足以证明士族的势力在社会上依然存在，让统治者感到头疼。唐太宗编《氏族志》，唐高宗编《姓氏录》，其用意只有一个，打击传统士族，抬高当朝冠冕。与此密切配合的措施就是禁婚政策，先是限制财礼数额，后来直接规定十七家内部不许通婚。打击传统士族，看上去更像与士族竞争，而编辑《姓氏录》因为并不直接与铨选相联系，所发挥的作用是按照朝廷思想重新编排规定士族标准，或者直接规定什么人属于士族。对此，汪篯先生的观点是唐太宗有树立新门阀的意图。[29]除了皇帝的意愿以外，重新编排家族等第，对于没有门阀家族背景的朝廷官员，确实动力强劲。在《显庆姓氏录》的编写过程中，史书记载李义府发挥了推动作用，因为他身为宰相却没有士族背景，所以对此特别热心。士族作为一种荣誉概念，被社会承认和追捧，必然会推动有条件的人群努力跻身其中。《显庆姓氏录》完成之后，史书记载评价不高，认为是“勋谱”。但这种评价很明显代表的是传统士族的立场。那些刚刚进入的家族一定是另外一种心情，欢呼雀跃、弹冠相庆都是可以想象的。最终，各方合力的结果是士族的界限越加模糊，假作真来真亦假，过分强调自己的士族身份，更会招来质疑。[30]很多唐代墓志就是这样，没有人不是出身高门。正如《史通》所言：“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31]这是众所周知的资料，不必详引。
士族政治完结了，政治回归士大夫政治，原来的士族后裔，依然可以在士大夫政治中找到自己的机会、上升途径和发展空间。[32]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如果用田余庆先生的说法，那就是皇权政治的回归。吴宗国先生的说法是“皇帝-官僚政治体制”。阎步克先生的观点是“士大夫政治”。他们所指是一致的，但都与“门阀政治”不同。
那么，可否从制度史角度理解武则天的称帝呢？从制度史角度可以理解士族政治的结束，皇帝-士大夫政治的重新开始；然而，制度史上士族政治结束并不等同于武则天称帝的成功，即使这可以为理解“废王立武”事件提供帮助，但并不代表为武则天称帝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所以，武则天称帝的制度支持在哪里呢？就制度史而言，皇帝制度向来为男性设计，然而当武则天以女性的身份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为什么见不到制度性阻拦？或者，我们可以放宽思路，变成这样的提问：应该怎样理解武则天称帝与皇帝制度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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