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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58)

  三 唐仲友与台州的赈济、建设与教化

  上述朱熹奏状所记述的内容都是于唐仲友极为不利的。除了这些“不公不法事件”之外,唐仲友在台州还推动了其他方面的官府事务,这在朱熹的奏状里面没有反映。

  (一)赈济

  从淳熙七年开始到九年,两浙路连续出现干旱[45]。所以唐仲友在知台州期间所上的奏札中,曾言及救荒的措置,针对当时虽然朝廷下令民间的借贷,地方州县官要劝谕富室上户宽限还债时间,禁止“转利为本”和“非理准折”,还债要等到蚕麦成熟时方可进行,但唐仲友担心旧债和新借都在蚕麦成熟时追讨,会增加“小民”负担,所以建议一方面劝谕富民“自陈蓄积之数”,除了保留家庭一年的用度之外,其余的十分之七出售,十分之三借贷,县里“印给簿历”,约定还贷的日期,“簿历用合同印记,簿在富民,历付借者”,每月的利息不能超过三分;一方面,旧债不能算作新借之数,旧债要到“蚕麦成熟”时就可以追讨,新借的钱粮更要等到秋季收获时才能据印给的簿历追讨[46]。显然唐仲友的建议试图对灾荒时期富室上户的高利贷行为进行约束。另外,淳熙八年春正月庚午,唐仲友上奏朝廷,请求鳏寡孤独老幼疾病之人按照乾道九年例,取拨常平义仓米赈给。[47]朱熹到浙东任提举时,台州也曾申报提举司,请求拨钱买米,“数目甚多”[48]。前面曾述及唐仲友还前往祠庙举行祈雨,得到灵验后就对祠庙加以修葺。[49]可见唐仲友在救灾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置,不像宁海知县王辟纲“恬然不恤,亦无申报”,遭到了朱熹的按劾。[50]但朱熹的奏状也指出,在台州出现严重灾荒之际,唐仲友依然坚持催督赋税,这已见前述。即如祈雨,台州虽然也建立了祈雨的道场,但实际上祈雨已经完全形式化了。尽管地方人士发起组织了水陆道场,但从官员子弟的态度来看,知州并没有给予重视[51]。

  (二)兴学

  《嘉定赤城志》卷九的《郡守表》“唐仲友”条只提及“修学”和“建中津桥”两件事,这应该是唐仲友留下记载的主要政绩了。台州州学建于北宋康定二年(1041),后多次经过修葺。淳熙七年,知州唐仲友“始大修之”,“更戟门、两庑及斋舍”。[52]唐仲友亲自为此事撰写了记文。因为担心胥吏乘机舞弊,就在地方上的士大夫中选取三人来负责此次修学事宜,又从僚属中选派从旁协助,胥吏和兵卒只是“行文书,给呼召”。此次修学在朱唐事件发生前竣工了。修葺一新的州学“庭宇夷直,规制宏壮”,超过了以往,官府所费有数千贯。唐仲友认为州学“选明师,教士以德行道艺,以培植风化,震荡习俗,使人知有礼义”,这是“王道之本,生民之命”,并认为“养薄则不足移体,居陋则不足移气”,要为士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53]

  (三)修桥

  中津桥是一座位于临海县城南的浮桥,淳熙八年唐仲友任知州时兴建。桥长八十六丈,宽一丈六尺,共有二十五节,由五十艘船连接而成,被称为“规制闳缜”,颇为壮观。临海城南有三条江,中间一条最为重要,是连接台州与福建地区往来的要道,但受到海潮的影响,船只停靠极为不便。淳熙八年三月浙东提举官来巡视,其船从晚上开始一直到凌晨才得以登岸。提举官询问修桥事宜,唐仲友也认为“桥大利”,决意建一座浮桥。中津桥工程浩大,技术难度高,四月丙辰兴建,到九月乙亥方竣工。工程所需的桥栏舟筏是由台州的五个县共同承担的,黄岩县制作了竹缆,其他都由临海县负责。金木土石之工二万二千七百,州财政出钱九百八十万,米四百八十斛,酒二百六十石。可见中津桥的兴建主要是官府出资出物。中津桥的创建不但方便了交通,还因为在江面上可以按时开启关闭,来往船只需要等候通过,这给官府带来征税的契机。所以唐仲友命临海县尉、支盐官负责中津桥的管理,置吏属,行文书,有两名指使共同监视中津桥的开启关闭;并在桥边设立僧舍,有报恩寺僧行各二人负责守桥;还有番将校二人负责巡逻警戒,守桥人十四人,其廪给颇为丰厚。唐仲友又“以度数名物为图书,禁防法守为要策,田亩财用为版籍,东湖岁输公帑数百缗改入焉,以备葺费”,还命黄岩县令负责中津桥的修葺事务。围绕中津桥的管理,唐仲友在人员和制度上颇为费心。他在《新建中津桥碑》中最后说:“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方议作桥则疑,中则谤,既成则疑释谤弭,而悦继之,是皆常情耳。”[54]可见此桥的兴建从提议到修成,曾遇到不少阻力,饱受议论。

  过了十余年,绍熙五年(1194),周晔知台州。[55]第二年六月,中津桥被大风摧坏,遂重建中津桥。此次重建由临海县丞和州司户负责规划,恢复了原有的规模,用钱百二十万,米百三十斛,酒七十石,显然要比唐仲友新建花费少很多。高文虎(淳熙九年时曾任台州添差通判[56])为此次重建撰写了记文,言及唐仲友创建中津桥是为了“规截舟以事征剥,意靡在民”,并指出桥建成后有所谓“启桥钱”,交钱方能放行,“检匿煽虐”,即在官吏检查通行船只时发生了各种勒索,为害百姓。前文曾述及一案,就是中津桥检查时抓获了走私的糯米。高文虎还提及十三年前曾目睹此桥的建成,“不能伸其言”,这次重建,乃建言台州取消“启桥钱”和原来的各种措置,则“惠无穷也”。据此,唐仲友兴建此桥时遇到的阻力和议论或许与通判高文虎有所关联,而高文虎也是推动朱唐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朱熹按劾唐仲友的罪状中就有兴建中津桥一条,称其“支万余贯官钱,搔扰五县百姓数月方就”,桥成之后“专置一司,以收力胜为名,拦截过往舟船,满三日一次放过,百端阻节搜检,生出公事不可胜计”,不到一年,所收力胜钱已达二千五百余贯,所以朱熹说此桥是为“本州添一税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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