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的动因探析
上述奏状所反映的台州官府事务运作状况，大都成为朱熹按劾唐仲友的罪状，即使是兴修中津桥也被朱熹列作征敛的罪状。这些罪状概括起来，即唐仲友催督赋税刻急、多有不公不法事件，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条，顿辱良吏，苦虐饥民，刺求富民阴事，锻炼拷掠，纵容子弟、亲戚、乡党和胥吏交通关节，肆行请托，宠爱营妓，奢靡享受，贪赃枉法，“贪墨无耻，素乏廉称”。这是从奏状陈述的事项得出的结论，是朱熹按劾唐仲友的主要内容。但这只是奏状所呈现的表象，朱熹按劾唐仲友的真正动因仍未明了。
关于朱熹按劾唐仲友的动因，宋人的记载中多归之于陈亮挑拨朱熹与唐仲友关系所致[58]，有学者认为朱熹的理学思想和平息民愤、稳定统治的现实政治需要，是他按劾唐仲友的根源。[59]全祖望推测是通判高文虎在幕后推动了事件。邓广铭先生亦认为此说较为稳妥，并利用陈亮给朱熹的书信来证明，陈亮和朱熹在事后都意识到被小人误导，这个小人就是高文虎。[60]这种推测脱离了朱唐交恶的私人恩怨，而注意到朱熹按劾唐仲友还有其他力量在幕后推动，比较接近事实。这给本文以启发，应将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置于台州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需要将考察的视线移向唐仲友在台州的整个任期，不再局限于朱唐交恶。
（一）朱熹按劾唐仲友的始末及其信息来源
朱熹的六篇按劾奏状长篇累牍，内容繁杂、琐碎，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朱熹按劾唐仲友的前后始末。首先，在朱熹前往台州巡视的途中，从台州流民口中得悉台州“催税刻急”，并访闻知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且在任“多有不公不法事件”，“众口哗，殊骇闻听”，朱熹遂上了第一状（七月十九日）。其次，朱熹在进入台州后，在天台县又遇到“人户遮道陈诉”，告知州唐仲友“督迫属县，顿辱良吏，苦虐饥民”，朱熹遂有第二状（七月二十三日）。在朱熹到台州州城后，先接到了通判的申状，后有“士民陈状”，开始调查唐仲友的不公不法事件，再上第三状（七月二十七日）。因前三状没有得到朝廷快速决断，朱熹在八月八日、十日又连上两状（第四状、第五状），并上书请辞。九月四日，尚书省劄子罢免唐仲友新江西提刑的任命，朱熹因惧案情出现反复，再上第六状。
根据朱熹的奏状，其获取信息的途径有三：一是士民的陈诉；二是台州属官的申状；三是涉案人员的审问。第三种途径在奏状中有详细的陈述，对涉案人员的姓名、身份都有交代；但前两种途径在奏状中交代得很含混，且多不具名。从上述事件的过程来看，士民陈诉和属官的申状在推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从最早的流民，到朱熹在天台县遇到的“遮道陈诉”的人户，再到台州城中通判申状和士民陈状，乃至朱熹审问过程中的“发现”，可以看到有无形的手在不断推动朱熹按劾唐仲友。即使是第三种途径，在朱熹审问涉案人员过程中，哪些人是主动的，哪些人是被动的，其动机都需要仔细推敲。从这三种不同的信息渠道着手，对奏状的内容详加辨析，可以发现朱熹按劾唐仲友的真正动因所在。
（二）朱熹按劾唐仲友的动因
对朱熹奏状的内容详加分析，可以发现朱熹按劾唐仲友确有或明或暗的推动者，不只高文虎一人。唐仲友之被按劾，与他平日的施政密切相关，是日积月累的各种矛盾所致，朱熹的到来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
1.朱熹奏状所见唐仲友集团
欲探究朱熹按劾唐仲友的动因，需先明了朱熹按劾的虽只是唐仲友一人（其按劾唐仲友的动因详见后文），但其奏状所涉及的各种不公不法事件却不是一人所能为。从朱熹奏状中可以发现一个以唐仲友为中心的权力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了知州唐仲友，台州州县的官员和胥吏，唐仲友的子弟亲戚乡党，台州官府的营妓，以及台州的僧道和地方势力，他们实际上主导了官府事务，在地方上起到了支配作用。朱熹按劾唐仲友真正所针对的或许是整个唐仲友集团。
（1）台州官吏
台州知州之下的地方官员包括州级官员和县级官员。州级官员有通判、添差通判，它们是贰官，还有军事判官、军事推官、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等佐官，此外还有监支盐仓官、监在城商税务、监比较务、监赡军务、监酒房廊务等监官，还有兵官。台州下辖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五县，每县知县（县令）下有县丞、主簿、县尉、巡检等。[61]
作为知州，唐仲友是台州的最高长官，对所部官员具有“保任”和“按劾”的权力[62]，对他们的仕途有着直接的影响力。前面也曾述及，天台县知县赵公植虽然颇得民心，但因为催督赋税迟缓，遭到唐仲友的斥责，只能靠边站，由唐仲友直接指挥县尉康及祖催缴税绢。所以，接到唐仲友催督赋税的命令，各县都要遵命行事，甚至为了迎合其意，变本加厉，更加刻急，这在当时应是常态。天台县主簿张伯温被派到宁海县催督上年的残米、下户丁税，“追呼迫急”，以致引发群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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