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笔者一直没有找到关于道僧随地方官赴任的事例，唐仲友与乡僧的例子恰好符合。
[72] 《嘉定赤城志》卷二七《寺观门一》，第7477页。报恩寺在寺院中名列第一。
[73]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第215页。
[74]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第214～215页。
[75]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第226页。同一条奏状中还言及祝元善兴修盖竹洞屋宇，向曹县丞行贿了二百余粒丹砂。
[76] 李冲虚曾送给十八宣教旧琴一面，见《按唐仲友第四状》，第229页。
[77]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第223～224页。
[78]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第229页。
[79] 这里所谓的“地方势力”，主要是指在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社会声望，又不在官府担任职位。其实上述的营妓、胥吏、僧道等特殊群体严格来说也属于地方势力的范畴，这里只是更细分一些。
[80]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第216页。
[81] （宋）许兴裔：《重修灵康庙记》，《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2册，第96页。
[82] 《全宋文》第260册，第358页。案：此文录自《嘉定赤城志》卷三一。
[83] 此外，应世荣还利用牙人的身份，帮助唐仲友（通过其亲戚高宣教）偷税漏税，见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第226～227页。
[84]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六〇，第1952页。
[85] 从中津桥的启桥钱年收入超过二千五百贯的结果来看，颇为可观，所以中津桥被风摧毁后，知州周晔马上加以重修，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往来的商船络绎不绝，并没有因为建桥收钱而萎缩衰败。
[86] 朱熹奏状中有一请托案例，有“张应龙载糯谷二十石过浮桥捉住，系黄勉嘱托丁志（台州书表司胥吏）取受张应龙钱六十贯文九十六陌，丁志告覆仲友，遂得疏放”。见《按唐仲友第四状》，第227页。这里的浮桥应即中津桥。张应龙一次运送的糯谷达二十石，行贿丁志达六十贯文九十六陌，可见其富足，其运送糯谷被捉，也说明其为走私。
[87] 《全宋文》之原文为“勒令逐人罚钱，以助课利。不纳解州，作徒罪科断，追纳赏钱”。“不纳”下应断开，作“不纳，解州，作徒罪科断”。
[88] 原文作“监纳赃钱”，“监”即前述“监系”，指关押起来；“赃钱”，后又作“追纳赏钱”，前面的“赃钱”是指违法所得赃款，后面的“赏钱”则是用“赃钱”的一部分作为酒务的奖赏。
[89]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第230～231页。
[90]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第222页。
[91]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第224页。
[92]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第217页。
[93]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第214～215页。
[94]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五状》，第234页。
[95]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参见龚延明《宋代职官辞典》“通判”条。
[96] 《嘉定赤城志》卷十《秩官门三》，第7368页。
[97] （宋）高文虎：《重建中津桥记》，《赤城集》卷一三。
[98]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第210页。
[99] （宋）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第211页。
[100] 前面曾言及，唐仲友在知信州时就因为捉拿私酒受到提点刑狱的按劾。永康县派人到台州抓捕为唐仲友雕印书籍的蒋辉，唐仲友劫走蒋辉藏在住宅中，永康县申提刑司，提刑司发牒催台州遣送蒋辉，唐仲友总是以蒋辉身死上报提刑司。见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第219页。
[101] 关于朱熹在朱唐事件中的行事可以参看束景南的《朱子大传》。
南宋中后期告身文书形式再析
王杨梅
摘要：依据除授方式的区别，告身分为制授告身、敕授告身与奏授（旨授）告身。制授告身对应高层任命，敕授告身承载特旨除授，奏授告身则反映由吏部奏上的常规注拟与迁转。南宋中后期是告身制度的末期，告身书式高度精简、稳定。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为契机，结合其他存世告身文献，本文总结出这一时期的一般告身书式，并试图以政务运行的眼光，再次分析其文本所反映的政治结构与行政运作流程信息。告身盛于唐宋，作为当时普遍行用的除授凭证，其发展与唐宋间职官体系的变迁同步，是唐宋国家政治体制变化的反映。伴随选任制度的变迁与除授文书体系的调整，作为一种独立文书类型，告身的核心意义由凭证向象征转移。
关键词：告身 官告 文书形式 徐谓礼文书
告身，又称官告、告[1]，是中国古代朝廷颁发的除授凭证，其授予对象，既包括文武官员，又包括内外命妇、庙神僧道等，且常处在变化之中。唐宋史学界对于告身的研究早已取得许多成果，而浙江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追回与出版，再次带动了一批宋代告身研究论著出现[2]。
随着探讨的展开，宋代告身的文书形式与行用范围、对制诰文书的承载以及其本身的凭证意义都逐渐明晰，似乎未知的空间已经不多。然而，我们重读相关史料，仍然会发现许多难以索解的细节。笔者此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以政务运行的眼光再次审视宋代告身的文书形成过程，抽象出南宋中后期的一般告身文书形式，并对其中一些问题与细节再作发覆，希望有助于对告身制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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