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雅集是宋代士人眼中具有雅意的聚会。诚如上述，宋以前各类士人聚会中，结合诗、绘画与书法，且具游赏酬唱的文人活动中，兰亭之会无疑是兼具优雅与文化深度的。尤其王羲之的《兰亭序》是行书的极品，唐宋以来成为自皇室及官僚、收藏家珍藏、临摹传拓的书法名物，士人除要累积一定的财富外，更要有艺术禀赋或经熏陶训练，才具备鉴赏评析与收藏的能力。因此，标举兰亭雅集，是宋代士人间具特色的文人活动。整理相关资料而观察以兰亭为名的士人聚会，对了解宋代士人的交游与社会人际网络有一定意义。
关于宋以来的文人集会与文化活动，特别对于诗社、乡饮酒礼、真率会、耆老会乃至同年聚会等，学界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2]但是，这些研究论著集中在文学史与艺术史领域，研究宋史乃至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的学者则未见探讨。
本文旨在了解东晋以来，特别是南宋与元代士人取法兰亭雅集为集会形态的发展与变化。鉴于史学界对兰亭雅集的研究不足，本文试以较长时段的视角，梳理和研究东晋到元代兰亭会文化活动的发展；而特别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南宋与元代，除个人对资料较为熟悉之外，尚拟进一步比较易代之际，以兰亭为名的士人雅集的变化。中国大陆文学史学者，针对元末出现大批士人雅集性的诗会，包括由刘仁本主持的“续兰亭会”[3]及顾瑛（1310～1369）的玉山雅集[4]等个案，有较深入的研究，但缺乏长时段的观察与比较，因此本文着眼于各种以“兰亭”为名的士人聚会，资取艺术与文学界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人际网络的关系视角，进行综合性的探讨与观察。
二 兰亭雅集的原貌与变异
王羲之、谢安等四十二人于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在会稽兰亭举行的修禊集会，是中国传统士人雅集的典范。这个集会是由既有民俗节庆活动转型而成的。三月三日上巳日，是中国古人到水边沐浴以除灾求福和男女相会的民俗节庆活动，葛立方（1138年进士）《韵语阳秋》云：“上巳日于流水上洗涤，祓除去宿垢，故谓之祓禊。禊者，洁也。”[5]《诗经·郑风·溱洧》描写了民家在这天倾城而出，宴饮游乐的盛况。[6]《周礼·春官》也有“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的说法。[7]东汉时士人于三月三日成群结队修禊春游，显然士人已选择在民俗节日举行游赏咏唱的集会。[8]魏晋以后，将上巳节正式定于夏历三月初三日，是为春禊，作为岁时节会中的重要节日。[9]君臣乃至文人多利用此日为宴饮游赏之举，如魏明帝（206～239）曾于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与群臣饮宴，[10]晋武帝（236～290）于上巳日曾宴于华林园，命群臣赋诗，[11]《世说新语》也记洛下“诸名士”于上巳日“共至洛水戏”。[12]这些都说明魏晋君臣文人将上巳日视为优雅的春游雅集日期。
这种雅聚到王羲之、谢安诸人所处的东晋，有了更具体的情景与活动内容。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次聚会的四十二人，选择天气晴朗、徐风和畅的三月三日，在有山水亭园之美的会稽兰亭，饮酒赋诗。这一活动承袭建安十六年（211）曹氏父子与在邺下文人的西园之游，[13]留下各体诗文，具体呈现生动的活动内容。后世更借着名家之手，将此一山水胜景，名士汇聚、宴集游乐、曲水流觞、吟诗作赋的场景，以绘画的形式展现出来，加上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使得此一内容丰富、时间具体、环境优美而生动的曲水流觞，结合名人饮酒赋诗及书法名品的文化活动——兰亭雅集，成为从古迄今，在士人社群中流传不辍，历世弥丰的雅集典范及绘画的母题。
兰亭雅集在唐以后相继被模仿、复制。唐高宗（628～683）上元二年（675）三月上巳，诗人王勃（649～676）曾在云门主持一次模仿兰亭雅集的修禊活动，并仿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写下《三月上巳祓禊序》。[14]宋仁宗（1010～1063）景祐中（1034～1037），会稽太守蒋堂（980～1054）也“修永和故事”，并留下诗句。[15]而在元祐年间以苏轼（1036～1101）为领袖所形成的文人社群，彼此既有书信往来、游山观水的活动，也有人数不一的文人雅集。如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苏轼赠邓润甫（1027～1094）的《武昌西山》诗，和者达三十人。此外士人也经常在王直方（1069～1109）、王巩乃至东坡家雅聚，李公麟（1049～1106）以绘画形式，将此场景以“西园雅集”为题呈现出来。这是融合西园之游与兰亭雅集，所形成的北宋晚期文人雅聚之集会。[16]到元至正二十年（1360），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刘仁本在三月三日召集瓯越名士四十二人，于余姚州署后山的秘图湖主持的“续兰亭会”，则直接承继一千零八年前王羲之兰亭集会遗绪，是具有历史传承与时代意义的文人聚会。[17]
唐代士人雅集的形式与内涵逐渐转型，且趋于多元化，超出兰亭会的样态。东晋的兰亭会，旨在体现中古社会高门世族高雅清旷、优游闲适的生活文化，是门第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表征。[18]及至唐代，通过科举取士，擅长诗赋的新兴士人在仕途上崭露头角，他们集会交流的形态趋向多样。初唐固仍多承袭六朝遗风，以皇室、世族、文学侍从为主体，但中唐以后，随着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确立，以举业为目标的文人群体不断壮大。为因应此一发展的人际关系与社群活动，产生以同乡、同僚为名的交游联谊，借诗文酬唱，以增进情谊的新集会方式，逐渐成为主流。不仅参与活动者人数增多，形式也更为多元；出现了名为曲江宴、杏园宴等以进士同年聚宴、交游所形成的同年会，还有白居易在洛阳举行的七老会，及至大历年间（766～779）浙东诗人严维（757年进士）、吕渭（735～800）等人举行的松花坛茶宴等其他主题的聚会。[19]这些都是在科举考试中崛起的新兴士人组成的社群，其集会交流的方式，对东汉、魏晋以来西园之游，金谷祖道饯别，竹林七贤以及兰亭雅集等，固有继承，也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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