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沈揆与诸友的聚会主要在西湖赏景赋诗，未见赏兰亭帖。淳熙十三年（1186）春上巳日，陆游除知严州，赴京受命。馆阁友人杨万里（1127～1206）、沈揆、尤袤、莫叔光，邀他游西湖、张氏北园、天竺寺，赏海棠，题韵赋诗，持杯酌酒，杨万里有诗相和。[30]十四年杨万里又约沈揆、尤袤、王厚之、林宪（字景思）等人于上巳日游西湖，作十绝句呈同社。[31]
到南宋中晚期，士人官僚仿兰亭雅集选择于上巳日聚会游赏赋诗，有文字可稽的有两次。其一是嘉定六年（1213）陈宓在知安溪县与友人偕子侄出县衙，登山临水，饮酒赋诗的雅集。陈宓（1171～1230），字师复，号复斋，福建莆田人，是孝宗名臣陈俊卿（1113～1186）之子，少登朱熹之门，长从黄榦（1152～1221）游。嘉定三年秋（1210）受知泉州邹应龙（1172～1244）之召，任属邑安溪知县。[32]安溪县是泉州最偏僻的穷乡，“地无重货，商旅不至”，“地逾百里，荒远而民贫”。[33]他到任之后，积极改革弊政，设赡学田，惠民局，安养院，建龙津桥。[34]勠力学校教育，刊刻司马光《书仪》，劝谕百姓服药戒巫，劝农谕俗，推动教化。[35]经过两年的努力，到六年上巳日才有心情邀集亲友，寻胜地、赏良辰，“东出龙津桥，步登高山，山上有台，翠旁远，下瞰曲湍，如过几席，杯行到手，疾如飞羽，咏《兰亭》之章，如与昔人同此一席”。接着西登凤池桥，拏舟抵流惠亭，酒半各赋诗，假笔旁舍，即景成咏，不烦钩索。“回泊双清阁，五峰屏立，一水镜净，觞一再引，日薄暮，意恋恋犹未足，嗟乎！乐不可极，游不可放。斯集俱同心友，又子侄偕来，向之数美，今兹尽偿，其所得不既充矣乎。”遂以仿王羲之之兰亭修禊事为韵，并书序文。[36]
其二则是理宗宝庆三年（1227）由临安府尹户部尚书袁韶（1187进士）召集幕僚十三人于上巳日修禊事于西湖，拟承继晋永和兰亭禊事的雅集。作记的程珌（1164～1242）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玉牒官兼侍读；他的记文显然是要借在西湖游赏之乐，与“京尹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观”联结，认为是继晋永和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的洛滨之游后的盛会，而聚焦于在西湖一日的游赏诗歌酬唱：“且今日之游，群贤毕至，举觞张圃之池，舣棹苏堤之柳，谒先贤之祠，仰千载之风。羽衣翩跹，抱琴而来，弹有虞《南薰》之歌，弄《空山白云》之操。已而联辔孤山之馆，引满海棠之下。是日也，晓烟空蒙，昼景澄豁，睹物情之咸畅，喜春意之日新，却弦断管，一尘不侵，越嶂吴山，尽入清赏。凡贩夫所粥，毕售于公。左右游桡，不令亦舞……于是乐甚，献酬交举，或哦坡仙之什，或论晩唐之诗，颓然西景，放舟中流。”从程珌描述的西湖一日游可知，其活动的人数虽不多，但留下记录动静兼顾，内容较之晋唐雅集更丰富多样，因此留存“是集也，傥有以纪之，宁能多逊兰亭、洛滨邪”之赞。这时的士人虽处于升平繁荣的年代，也自觉不能仅以兰亭士人逍遥避事自况为己足，而是冀中兴之望，“虽然，吾侪亦岂燕安于是哉！他日舆图尽版，护跸上京，则追洛水之游，寻曲江之胜，未央也，尚当续纪之”。[37]
南宋士人雅集性的文化活动较之前代更为多样。南宋业儒任官的士人增多，人际往来频繁，聚会绵密，游赏活动增多、类型多样，如各种耆老会、率真会、诗社、棋社、乡饮酒礼。同年同僚之间以节庆如中秋茶酒为名的聚会，普遍流行，各种文物都成为同道、同僚共赏怡情的资源。这些不同形式的聚会或有以上巳兰亭为名，或仅取其名而变其形。如标榜以举业相砥砺的青云课社，于嘉定十二年（1219）由徐鹿卿（1189～1250）召集，其以文会友、以文辅仁，共同以砥砺科举时文为目标；[38]又如陈造（1133～1203）所述在高邮贡院举行的乡饮酒礼，活动过程虽也饮酒赋诗，与兰亭雅集类似，但认为兰亭会无诗者罚酒，属于欢饮的性质，而此次乡饮酒礼并未罚酒，属于礼饮，[39]明显与兰亭会诗文交流的目的相异；甚或也有如程珌借机批评东晋兰亭会过于消极，而以中兴自期者。活动的方式，有同僚的聚会，如三十六岁的王十朋（1112～1171），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底任绍兴府签判后，[40]次年十一月与八位同僚经镜湖，至会稽县南三十里的天衣寺游历，留下相关诗文，雅会的兴味不逊兰亭。[41]除同僚游赏外，也有由地方长官召集的聚会，如前述知安溪县陈宓与僚友登山、临安府尹袁韶召幕僚共游西湖。雅集的举行地点中，杭州西湖显然成为会稽之外的重要地方，此外还有泉州安溪，这显示区域性活动增多。由于南宋士人参与的群体活动趋于多元，即便仍以兰亭为名，与东晋原貌相较，亦多变易；这种现象或与士人在仕进过程中，异动频繁，必须不断参与各类聚会以排遣时光、结交同道、经营人脉，而发展出雅俗有别的文化活动，关系密切。
以兰亭为名的交流名目虽多，但职任转徙频繁，多属临时或同僚随意性的聚会，组织较为松散，与南宋晚期以后，有领袖人物、定期聚会、组织较为严密的诗社有别。[42]南宋晚期，科举竞争激烈，仕进不易，出现众多漫游江湖、行谒权门的士人，及虽获功名，因仕途壅塞，而居家待阙的低层选人。他们所形成的社群日益增多，成为晚宋的特殊景象。周密（1232～1298）《武林旧事》和吴自牧（1161～1237）《梦粱录》提到杭州士人所组成的西湖诗社，都是“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43]，为一般士人组成的江湖诗派、词派的社群。其活动的内容，也从原来较随性、质朴的赋诗、抒情，发展到多数文人借节庆宴会或群聚宴游时，雕琢、推敲、讲究格律的研习，乃至竞赛，其组织性与群体意识增强，与兰亭一类较随意的游赏联谊雅集，明显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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