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黄纯艳《宋代财政史》[32]中有关三司的研究。由于相关领域的前期积累已较丰厚，加之黄氏本人长期致力于相关议题，此书相关章节可被视为三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除了充分吸收前人成果，黄氏的不少论点也颇为独到。在考察三司组织架构时，黄氏根据职能分类，归纳子司相互业务关系，力图呈现出三司内部机构在日常运行时的整体面貌。在讨论三司职掌时，作者一方面赞同前人结论，认为三司职能远不限于财务，另一方面，将其财政职能，归纳为供应京师百官军队日常开支、统筹管理上供、监督催科地方财赋征收以及参与财政决策谋议等四类，分别加以论述，显得更为系统。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三司与君主、宰相之间财权关系的讨论，其概念梳理清晰，对史事、制度理解准确，所论较前人更具说服力。在此基础上，黄氏对熙宁时期制置三司条例司、司农寺机构性质与设置原因的讨论，也显得更为细致。
综上所述，学界对北宋三司的研究，多是由各类宏大命题引发的。不论是国内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等议题，还是日本方面“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均属此类。学者对三司制度起源、三司机构设置，以及三司官员身份、人事制度等方面展开考察，试图从各角度归纳三司与中枢机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学界对于三司地位问题并未达成统一意见，但积累了不少有关三司制度、史事的知识。此外，随着政治史、官僚制度史、财政史的研究进展，学者多自其他专题研究论及三司问题，丰富了人们对相关制度的认识。以下将以议题为纲，对有关三司研究的具体进展与待深入的问题加以阐述。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分类，主要根据研究者视角与侧重点的差异，纯粹为综述便利，其内容实多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二 北宋三司相关专题的研究进展
（一）有关北宋三司制度渊源与形成过程
阐明制度渊源流变，是制度史研究的重要目标。中日学者均曾对北宋三司制度形成问题详加论述。日本方面，砺波护较早对由唐至宋使职财政管理的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其认为，自唐玄宗起，伴随着财政形势变化，为维持租庸调赋税体系，同时应对诸多新财政事务，各类理财使职兴起；此后，随着榷盐、漕运改革相关财赋收入渐增，盐铁转运、度支二使职掌日趋重要，并形成东西分掌，各具收支体系的理财格局；至唐灭亡前，财政三使一体化的趋势已较为明显。由五代至北宋前期，三司制度进一步发展，后梁的建昌宫使以及其后的租庸使，统合了唐后期的三司，从“租庸使”的名目以及唐代设此使职的先例看，其似乎是为应付军事财政供应而设。后唐明宗在租庸使孔谦被杀后，以宰臣判三司，并于长兴间新设“三司使”作为财政管理的中心，但其财利单一，与唐后期的东西财利分掌截然不同。此后，后晋至北宋，均继承了后唐的三司使设置，其使职机构职能也基本一致[33]。此外，前述周藤吉之的相关研究，虽不以三司形成过程为主要考察对象，但通过对三司机构、官吏设置的考察，同样屡次指明三司与唐末五代藩镇体制之间的联系[34]。
室永芳三曾对五代的租庸使的来源与性质进行深入考察，认为晚唐黄巢战乱后，君主临时特命的租庸使，主要负责供应军队，其可绕开节度使、三司直命州县、监院、巡院。至昭宗朝所命租庸使，性质变化更大，其供给天子及其所领殿后四军，职责也由供军转向供御为主。其直属君主，分割三司财源，负责供御供国，这些特色为五代所设租庸使所继承[35]。室永氏的研究，提醒笔者注意北宋三司使直接听命君主，径直指挥州县等制度源于五代中央财政使职。此外，室永芳三还对五代节度使辖下粮料使、北面转运使的设置、职能加以考察，有助于学者理解五代藩镇体系下的财政管理机制[36]。
中国隋唐史与宋史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溯源北宋三司制度。吴丽娱《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一文[37]，主要通过君主、使职以及宰相围绕财权的博弈，考察了开元、天宝间大量出现的财政使职，如何至元和间成为宰相领导下，主要负责财务行政、统一管理财赋的三司体系。吴丽娱意识到，此时初步确立的财政三司使职，距离北宋以三司使为名的中央职官，尚有相当长距离，但其所反映的使职财赋管理的统一，以及宰相领导下与中央官制的一体化趋势，是与五代北宋制度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吴氏将财赋管理权的统一性，以及使职的中央职官化，作为北宋三司制度形成的标志。吴氏重视财权而不仅是机构的统一性，这一认识颇为合理，但其对“使职”与“中央职官”的区别，并未做出明确交代，二者的区别，似乎仅在于前者直属君主而后者由宰相统领。
李锦绣赞同吴丽娱关于晚唐财政使职变为宰相领导财政机构的论述，认为这意味着其失去决策权，变为纯粹执行机构。在此基础上，李氏进一步分析了晚唐三司使职掌的变化，以及与五代、北宋制度的关联[38]。李氏认为，至唐晚期，由于战争与藩镇截留财赋，朝廷财源枯竭，上供转运受阻，加之财政三使失去决策权，难以灵活统筹财赋调度，故无法维持独立收支局面。为解决此问题，朝廷一方面新遣使职（如催驱使、发运使、租庸使之类），将财政管理系统分为了三司所掌国家财政、租庸使所掌供军财政以及延资库使所掌财政等部分，原三司财政管理范围缩小；另一方面，为统筹有限的收入，保证支出，财政东西分掌局面告终，三使逐渐合一，形成以宰相或权臣兼领三使的局面（其中朱温为首位受命兼领三使者，但辞去所任未实际摄职），其与北宋统一的三司体制存在较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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