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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15)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著有《中国北宋时期的财政专门知识、考核和经济政策的形成》一文[79],其主要目的,系为回应韦伯(Max Weber)关于“理性国家”(rational state)中的财政政策持续性问题,并反观传统中国有无此类现象,发展状况如何。郝若贝认为政策之制定依赖于相应官僚,而自唐后期至北宋,“财政专家”们在国家官僚系统中的角色逐渐重要,位置日趋提升,对财政政策影响极大。郝氏随即系统梳理了主要包括三司、发运司、转运司官员在内的“财政专家”的出身、入仕途径以及仕宦履历,认为这批官员通过准备科举,担任财政职务,在有关财政问题及其处理方面接受了相似的训练,形成接近且务实的理财观念与较高的行政素质,有助于形成相对持续的财政政策,并促成了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增长。本文的核心议题,虽非讨论三司官员身份,但郝氏系统梳理了景德元年以前“财政专家”们的仕宦生涯,对其所任各类财政职务在历官中的序列,进行了列表统计。从中可看出,官员担任三司系统长官或副使,一般为其所任第五至第七个职事,这说明最高财政官员们,此前已有较丰富实际行政经验[80]。此外,郝氏还梳理了“财政专家”们不同类型的入仕人数与比例。

  葛绍欧则将三司使出身分为三类:军功、荫补、科举。发现以军功为三司使者,均出现在太祖朝,而此后以科举出身者比例最高,反映了对这一职务的素质要求[81]。葛氏的分类法,较周藤吉之的“文—武”二分法,视角有所不同,似乎也较符合历史实际。

  杨倩描对三司长官的前、后官迁转加以考察,认为其在官僚迁转序列中居于独特位置:一方面,三司官员多为待监司长官“出入之资”,三司长官则为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晋升之阶;另一方面,三司长官多可入宰执,据杨氏统计,北宋三司长官中,六成以上(63%)转为宰执,而元丰五年以前的宰相中,约四分之一由三司长官晋升而来。以上特点,从侧面反映了三司地位的崇重[82]。

  黄亚娟全面考察了北宋三司长官渊源,出身,前、后官情况,职能以及人事管理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与君主、宰相的关系,比较其与元丰改制后户部在职掌范围、中枢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此文对三司使出身的论述,与葛绍欧类似,以军功、进士等进行区分,认为主要变化发生在真宗朝。至于其对三司长官制度渊源流变,以及三司长官与宰相、君主关系的认识,与杨倩描、傅礼白等并无二致。所不同者,作者理解的三司使“职能”,远较前人广泛,不但具有对其他官司官员的荐举权,甚至还参与军政,以此纠正前人有关三司“不知兵”的认识[83]。此文对机构职能与其中官员的职掌不加区别,对于官员因身份受诏从事的临时性差使与其本职也未做区分,故对三司使职能的理解多不准确。此外,本文在对于北宋前期寺监职能、三司长官性质判定等方面,存在一些错误。譬如开宝五年,以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分别兼任提点三司淮南湖南岭南诸州水陆转运使事、提点三司荆南剑南诸州水陆转运使事,此二者实不应算作三司长官。

  范学辉对太祖朝三司使选任的政治动机进行了论述。其首先梳理了三司作为直属皇帝独立权力机构的形成时间,认为五代后汉、后周多以宰相兼领三司使,此时的三司不过为中书门下下属的财务督办机构。直到周世宗上台,罢免景范,不再以宰相兼三司使,三司方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出现在中枢政治舞台。作者认为,太祖任命三司使,大约可分三个阶段:建隆间以张美、李崇矩为三司使,前者主要是为安抚后周臣僚,后者则为恢复经济;乾德间任命资历相对较浅的赵玭为三司使,主要是为制约宰相赵普;至于开宝间楚昭辅、张澹、王仁赡为三司使,则主要因其为太祖亲信勋旧,有利集权,而不在于其才能德行。范氏归纳了太祖朝三司使任用的共同特点,即主要以勋旧之臣为之,以实现对财权的绝对控制[84]。

  谢婷试图调整文武、亲疏等视角,重新解释北宋三司长官身份变化。其首先明确长官的定义,即留司三司以及提点三司转运事等临时性差遣,不能算作三司正式长官。接下来梳理了五代至宋真宗前期三司长官出身的变化,认为自后唐至宋初,其经历了由外朝官转向内职的演变,自宋太宗朝起,又逐渐由内职转为科举入仕的文臣。这一分析框架,借鉴了赵冬梅等关于五代宋初官僚身份演变的成果,较周藤吉之等人“文—武”“亲—疏”等区分更符合当时历史情境[85]。但其仅限于对三司长官本身的考察,对有关五代宋初中枢权力结构、统治群体变化的研究吸收不够充分,未能以更广阔视角考察这一历史现象,也没能就此变化给出合理解释。

  除了针对三司官员群体的考察,学者也对部分三司长官个人展开研究。张小平即曾考述陈恕在三司使任上的活动[86]。陈恕在太宗朝长期任职三司,且曾担任三司长官,经历了三司组织架构诸多调整及重要人事更替,还主导过东南榷茶改革,对于其出身、仕履以及理财活动、人际关系加以考察,有利于学者了解三司官员财政管理活动的实态。张氏注意到,在陈恕以前,三司长官多非进士出身,而此后,以进士出身者则占大多数。作者虽未对此做进一步分析,但这一现象本身颇具讨论价值。此外,对于真宗朝长期担任三司使的丁谓,池泽滋子也有专论,涉及其编制《景德会计录》等理财活动[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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