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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25)

  第一,如上所述,该书是以论文的形式展现的作者研究的内容,说是一部论文集并非虚言。在大陆学界目前的场景下,人们过分地追求整体形式的“著作”而轻视论文集,迫使作者原本论文的“合辑”被镶嵌在著作的“窠臼”之内。如此的选择烘托出了“形式”压过“内容”的强制,但就如何将文本背后藏匿的历史“真相”作为问题予以具体而清晰地揭示并阐释的手段而言,我更欣赏以论文为形式展开的专题性的研究成果。揆诸国内外同道,由论文始,至著作终,正体现出作者研讨问题思路的递进与深化:由具体到一般、由个案到结局,这是学术研究进路内涵逻辑的呈现。[8]

  第二,更重要的则是单篇论文的背后隐藏着作者对唐朝后期整体认识的思路,如《序论》所说,他关注的是两个相互依托的问题,一是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产生的影响;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前者反映的是皇帝作为朝廷权力的主宰者一职在后期政治纵横中的变化,特别是担任皇帝职位之个人特性、能力与这个职位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唐至五代演替中新兴的政治文化精英群体及其在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句话,作者着重的两个层面均系主宰王朝国家运作的政治核心或统治精英集团:皇帝与官员。在一个由皇帝统治的王朝国家的框架内,这个集团代表着那个时代王朝运作的核心,作者之关注不但契合了学界有关中国传统王朝研究的重心,也从另一个面向进一步强化了追寻王朝本质的特点所在。这两个问题又依托于作者倾注心力讨论的两条线索:一条是8~10世纪王朝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另一条则是南北朝至五代时期的“文”的要素与政治之间的关联。

  前一条线索研究的内容,集中反映在宪宗朝廷在对西川、浙西事件处理上强化中央权威的两篇论文中。对以宪宗为核心的唐后期政治史的解释,是他关注的焦点,这与他博士学位论文的思考关系密切。当初他之所以选择宪宗时代的政治文化做观察,就在于唐前期的历史记述被官方严格控制,呈现出来的面貌单一而刻板,留给人们理解的空间亦荡然无存;而后期的资料虽凌乱不整,但它的多样和丰富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思考场所,“后期的特殊情况使人物与事件的复杂性能在各种书写中得到更多的呈现,也更能使人看到历史的种种潜流如何在回环激荡中冲出峡口,酿成巨浪”[9]。另一个引起他兴趣的因素是后期的朝廷政治生命力之强超出预料,他也难以接受以往的论述方式。在那种论述中,后期的朝廷似乎总是奔命于杂乱无章地处理它与藩镇之间的关系而不能自拔;朝廷的被动、无奈乃至无能,成为人们解释后期政治一种惯常的话语。然而文字书写背后隐藏的宪宗时期的那种政治演变与发展的具体历程所呈现出来的情境,却使他意识到:如果采取政治史、制度史的既有理路去探寻元和时代朝廷到地方的官制、军事和财政等方面变化的脉络,尤其是朝廷的政治、中央与藩镇的关系等等,仅仅停留在对书写的辨析和现象的简单实证,不但不能揭示历史的丰富图景,也难以获得深度的认知,甚至会陷入理解的偏差。为避免这种倾向,作者在对书写文献中相关史实严格考辨的同时,尤其注意潜藏在书写中的修辞和话外之音、书写者与书写之间的关系并做系统而批判性的解读,即透过书写去体悟背后隐藏的全局性面貌。如上所述,他对这期间朝廷与西川、浙西双方关系的史事进行的考索和辨正,的确充实和弥补了诸多细节,但他追求的则是这些问题和事件背后隐藏的宪宗政治在后期发展与演变整体过程中的特性,意在说明宪宗试图改变朝廷受制于藩镇掣肘的萎靡局面所做出的改弦更张为那个时代朝廷的走向开启了新方向。换言之,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唐后期至五代整体阶段把握的基础上,着眼的问题具有贯通性和长时段理解的特点,牵一发而动全局。

  第三,与皇帝权威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产生的影响及其王朝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这一思索相并行的,是以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构成为中心所形塑的中古时代“文”的因素与政治之间的关联,这是作者关注的另一条思考线索。这条线索从书名撷取“清流”的选择,可知它在作者思考唐五代政治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何其重要!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说本书涉及的“文”“清流”从篇幅上构成了多数的话,那么更核心的则是其研究背后呈现的这一主旨思想同样贯穿全书内外。作者在这些篇幅里对晚唐五代的政治文化进行梳理和阐释,旨在表明后期的清流文化在那个藩镇武力横行的年代里非但没有遭受破坏,反而从长安兴起波及全国。这种文化映现的是唐后期至五代十国的历史发展的趋势。

  揆诸后期的历史走向,我们不能不看到,安史之乱后武人势力的上升,尤其晚唐黄巢起兵之后节度使力量的崛起,唐廷主宰的范围被迫缩减至长安四周,最终结束唐朝合法统治所衍生的军人干政的局面,通过朱温“篡权”建立后梁而体现出来的王朝更替,表现得更多的是历史的“断裂”。[10]这种场景人所皆知,亦成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的常识性认知。然而陆扬关注的问题更倾向于这“断裂”背后的延续。如果说“唐宋变革论”聚焦于王朝更替中“断裂”的一面,那么“清流文化”“文”的特性则关注断裂背后展现的承继性。话语至此,这使我想起了余英时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理路,那就是在王朝彼此嬗替的过程中其精神内涵的文化要素(尤其政治文化)如何透过激荡蜕变的政局得以沿承与阐扬。他所关注的同样是断裂中的延续。[11]正是在这种断裂、延续的交织中,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从前至后得以发展和进化,形成了与西方相颉颃的东方文化的整体和脉络。与此相应的另一个案例是包弼德有关唐宋思想转型的研究,他关注的同样是朝代变迁所呈现的社会与政治的变化中士人之思想、观念和意识通过何种方式继承前贤而又改弦更张的图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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