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除了断句不同会造成混乱外，对固定地名内涵的不同理解和使用，也会产生一些误区。就李书来说，因为涉及大量历史地理问题，对地名含义的准确定位，便十分重要。而李书中的使用问题，主要是指古今地名的混用，以及对通用地名内涵的不同解读。对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始于笔者对作者关于党项部落分布问题的讨论。在第二章中，作者引用了《册府元龟》的一段话，谓永泰元年（765）二月，“河西党项永定等一十二州部落内属，请置公劳等一十五州，许之”[20]。作者在引用之后，又于脚注中写道：“‘河西’无疑指黄河以西，因此我推测此处的‘河西党项’当指陕北一带的党项部落。”（第121页）在这里，作者提到了两个地名：“河西”“陕北”，亦即涉及古已有之的地名“河西”的含义，和完全是明清以来方有的地名“陕北”。作者认为“河西”是指黄河以西的“陕北”地区，又在其他行文中多次提及“陕北党项”（第120页），以及“陕北的夏、绥、银、延、麟诸州”（第121页），可见其将数百年后明清时期的地名概念等同于夏、绥、银、延、麟等唐代的州，并进而将“陕北”一词加诸散处于这一地带的党项部落。
然而，就“河西”而言，此词内涵虽有不同的解读，但在唐代所指应该是河西节度使之河西，而非今陕西省和山西省交界之黄河中段以西。河西节度使的设置，本身即为了隔断吐蕃和突厥之间的交通。但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河西节度使兵力的内退，其地逐渐为吐蕃所侵逼，在此地的党项部落内属，自在情理之中。如果按照作者的解释，河西指所谓“陕北”地带，本身不在吐蕃直接侵扰范围内，又何必内属呢？而且，河西党项此前有永定等十二个羁縻州的规模，内属后分为公劳等十五个羁縻州，可知其活动范围应该经历了一次空间转换，并且藉此调整了部落数量。[21]若是在“陕北”地带，恐怕也不必如此费力。另外，作者所指的“河西”地区“陕北党项”，当指根据郭子仪（697～781）的建议从盐州、庆州等处东迁至“陕北的夏、绥、银、延、麟诸州”的党项（第121页）。然而盐州、庆州等地的党项，根据作者之前所引胡三省（1230～1302）注的解释，应该是早在贞观以后即存在的“党项拓跋诸部”，他们既然已经在此地生活了一百多年，又何必再次内属呢？所以，作者此处混淆了两个“河西”概念，导致对党项活动范围的误解。
此外，就“陕北”而言，作者多次在行文中使用此词，似不恰当。“陕北”之名，大概起自元代陕西行中书省设置之后。虽然作者在讨论时涉及的鄜、坊、丹、延等州属于鄜坊节度使辖境，自成一个地理单元，且可以在地域上约等于今陕北地区，然而毕竟古今有别，今天的陕北地区有其具体的行政区划范围，贸然使用于讨论唐代历史的论著中，似非严谨。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作者其他相关讨论中，最明显的就是书题中的“帝国”二字，这虽非地名，却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并不适合用于讨论王朝国家时期的历史。
三
虽然书中有尚待改进之处，但李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在此基础上，若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则只能从李书论述体系之外的层面加以考虑。此外，结合笔者本人的兴趣，李书所涉及之问题中可以进一步阐发的，尚有如下几点。
首先，中兴理念的存在。
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王朝兴衰。由于王朝基本是一家一姓状态，在家族内部世袭，故而一旦家族传承中断，该王朝也就灭亡了。因此，历代王朝在遭受一次重创之后，都十分重视对于“中兴”的期待和书写。对于唐代的这种理念，往远了说可以追溯至“少康中兴”，近一些的榜样则是“光武中兴”。不过中兴也有分别，少康中兴、光武中兴可以算作本朝被他人僭取统治权几十年后，再次反正的现象，类似于唐中宗（656～710，683～684、705～710年先后在位）的恢复大唐国号，以及后唐灭后梁后对唐朝国号的重拾；另一种中兴，则是本朝国势，特别是皇权一度衰微，但尚未完全亡国，此后经过数年努力，使国势重现光芒。前一种中兴，由于前后两个时段之间相隔较久，甚至可以目为两个朝代。后一种中兴因并未中断，故尚处于一个王朝之内。就唐朝而言，后一种中兴又可分为两类现象：一类是安史之乱、黄巢之乱等长安被攻占之后，唐朝皇帝出逃数年，又返回长安并平定战乱；一类是对于藩镇势力的压制，从而得以再次伸张皇权，比如“元和中兴”。安史之乱是这后一种中兴的第一类现象；而唐德宗时期对藩镇的压制或可算作第二类现象，但不如唐宪宗的元和中兴更具典型。
李书对于中兴并未具体关注，但由于所讨论的内容本身主要包含三次中兴（肃代中兴、德宗中兴、宪宗中兴），故而后来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唐人的中兴理念来观察唐后期的这类中兴现象。对此，以对元和中兴的相关关注为最多，或者说最愿意把“中兴”二字与元和相联系。[22]当然，肃宗、代宗、德宗等也有自我而中兴的意思。对此，孙英刚对唐肃宗通过无年号与改正朔的努力来塑造自己中兴之主的形象，已有较好的研究。[23]我们后来人需要更进一步阐发的，则是每位皇帝对谁是真正“中兴”之祖的认定，及由此而涉及的对各位皇帝统治理念的探讨。在笔者看来，这两大类中兴，前一种接续中断之王统的中兴，可目之为“当然中兴”；而后一种在王朝统治遭受重创情况下努力追求重现辉煌的中兴，可目之为“主动中兴”。通过这样的区别，可以进一步解释何以唐中宗会禁言中兴，即对于大唐王朝来说，中宗反正是理所当然的中兴，但出于亲情，唐中宗并不想把武周与大唐截然分开。[24]而在安史之乱后的各位唐朝皇帝，则不存在类似唐中宗的顾虑，故而他们极力将自己塑造成中兴之祖，并积极追求中兴业绩，从而或多或少影响到藩镇时代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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