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三年（709）二月，又连续有两项措施以规范奏报程序。一是景龙三年二月敕：“诸司欲奏大事，并向前三日录所奏状一本，先进，令长官亲押，判官对仗面奏。其御史弹事，亦先进状。”[27]此敕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是对面奏的规定，要求各级机构奏报重要事务时，应提前以书面形式进奏状，而且需要该机构长官亲自署名并钤印，这是要求长官对本机构事务负责，控制随意上奏行为。面奏由该机构的判官承担，采取“对仗”的公开面奏方式。第二是对御史弹劾需“先进状”的规定。“御史弹奏，上坐日，曰仗弹”[28]，即御史在朝会过程中公开对大臣进行弹劾。“先进状”制度出台的背景是一次御史弹劾事件。“崔司知琬，中宗朝为侍御史，弹宗楚客反，盛气作色。帝忧之，不令问。因诏：每弹人，必先进内状，许乃可。自后以为故事。”[29]侍御史当廷弹劾宰相宗楚客，可能造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令皇帝不满。“帝忧之，不令问。”中宗随即规范御史“仗弹”之权，要求弹劾某人之前需事先报请皇帝批准，“皆先进状，听进止。许则奏之，不许则止”[30]，皇帝欲对御史仗弹之权加以控制。
还是在中宗景龙三年二月，有司奏：“皇帝践阼及加元服，皇太后加号，皇后、皇太子立，及元日则例，诸州刺史、都督，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并奉表疏贺。其长官无者，次官五品以上者贺表。当州遣使，余并附表，令礼部整比，送中书录帐总奏。又应上表启及奏状，并大书，一行不得过一十八字，其署名不得大书。诸奏军国事者，并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凡须奏请者，皆为表状，不得辄牒中书省。若事少者，即于表内具陈，使尽事情。若多不可尽书者，任于事前作一事条，表内不许重述。”[31]除了规范地方官、京官的礼仪性贺表外，还从形式和内容上对政务性表状做了要求，特别强调“诸奏军国事者，并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也就是强调报请皇帝的重要政务信息需要内容平实、准确，文字简洁、规范。与之相应，“若多不可尽书者，任于事前作一事条，表内不许重述”，对内容复杂的表状，必须同时上一内容提要，且提要不应在正文中重复。“凡须奏请者，皆为表状，不得辄牒中书省”，就是若含有请示的内容，则需要以表状形式报请皇帝，而不能直接作为牒报中书省。这些其实是在景龙二年敕基础上对疏奏的进一步规范措施，目的是控制上奏皇帝政务信息的数量，只有军国大事才能疏奏皇帝，不使皇帝被非重要信息打扰。疏奏文字要求简洁、明确，保证信息质量，这有助于提高政务信息传递的效率。
710年睿宗即位，改元景云。景云年间至玄宗开元前期，围绕官员向皇帝面奏、疏奏的制度调整，仍然延续着中宗时的基本方向。规范文书格式及处理层次，强调发挥宰相及其他官僚机构的作用，避免皇帝陷入无效信息的包围。
睿宗景云二年（711）六月敕：“南衙、北门及诸门进状，及封状意见，及降墨敕，并于状上昼题时刻、夜题更筹。”[32]这个职责被落实于刑部司门司，“凡奏事，遣官送之，昼题时刻，夜题更筹”[33]。玄宗先天二年（713）三月诰：“制、敕、表、状、书、奏、笺、牒，年月等数，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34]这是对上奏程序和疏奏文字上的规范措施。不久以后，玄宗开元二年（714）闰二月敕：“诸司进状奏事，并长官封题，仍令本司牒所进衙门，并差一官送进。诸司使奏事，亦准此。”[35]所谓“封题”，就是文书需注明所送具体机构名称，上皇帝者则需注明送往宫殿的哪一个门。唐律规定“文书行下，各有所诣，应封题署者，具注所诣州府”[36]。如“诸臣及宫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笺，小事以启，其封题皆曰‘上于右春坊’”[37]。前引中宗景龙三年敕“长官亲押”，是要求长官对该机构准备面奏的事务负责；开元二年“长官封题”则是要求长官对该机构的疏奏事务加强管理。二者在规范文书程序、发挥机构长官作用的精神上是吻合的。在同一敕书中，还规定“其有告谋大逆者，任自封进。除此之外，不得为进。如有违者，并先决杖三十”[38]。这是要求不能随意上奏皇帝，与景龙二年岁末的规定一致。
睿宗景云二年十二月的《不许群臣干请诏》，批评了大臣多请仗下奏的现象，“又每谒见之时，多请仗下奏事，不闻公议，惟乞荣班”[39]。玄宗开元五年（717）九月诏：“比来百司及诏使奏陈，皆待仗下，颇乖公道，须有革正。自今以后，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并令对仗。如文书浩大，理文杂著，仍先进状。其太史官，自依旧例。”[40]开元五年诏再次强调要大臣“对仗”奏，其实与前引中宗景龙二年二月“仗下奏事人，宜对中书、门下奏”之强调面奏相对公开的诉求是一致的。若奏事庞杂需“先进状”，则与景龙三年二月“诸司欲奏大事，并向前三日录所奏状一本，先进，令长官亲押”的规定一脉相承。一年以后，开元六年七月诏曰：“百司及奏事，皆合对仗公言，比日以来，多仗下独奏。宜申明旧制，告语令知，如缘曹司细务及有秘密不可对仗奏者，听仗下奏。”[41]这依然是在强调官员奏事应采取相对公开的对仗奏，要“对仗公言”，而不是向皇帝一人“仗下独奏”。其目的是发挥宰相和官僚机构的作用，不由皇帝个人处理非重要政务信息、处置过多具体事务。可见，睿宗景云二年诏，特别是玄宗开元五年、六年的两道诏书，其实是重申了中宗景龙二年与三年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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