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自己搜集的数据跟其他数据库连接起来之后，我继续扩展这种研究方法，开始处理笔记的电子全文。把数据连接到这些全文，可以让我在研读笔记的过程中看到更丰富的信息。我也因而发现，要分析王明清《挥麈录》的信息网络，最好是利用笔记的文本建一个数据库。王明清经常在这部书里提到他跟谁有过对话、他的消息来自何人、他读到的书作者是谁，还有他拜访了哪些藏书家，等等。我对全书的电子版做了标注，对书中的每条消息来自何人，关于什么话题，或关于什么文献，都一一做记录。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还在标注里为笔记提到的每个人加上CBDB的人名编号，然后把电子文本连到CBDB。这样就可以从CBDB导出上百条在《挥麈录》提到的人物的年代、籍贯、仕途等信息。尽管我有时候要为其增补一些额外信息，或纠正其中的一些资料（类似做法往往是必要的），但CBDB的好处在于，它收录了昌彼得、王德毅等编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6]和李之亮编的《宋代京朝官通考》[7]等参考资料，而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重现王明清的信息网络，并分析其社会、地理面向。[8]
这项研究是我的新书《信息、疆域、网络：宋帝国的危机和维系》（Information，Territory，and Networks：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第二部分包含的内容。我在书中提出，中国政治体生成并散布信息的方式在宋代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本来，各种体裁的文献，如疆域图、会要、邸报、军事地理书等都由中央官员编纂，并由同一批人使用、参考。不过，到了12世纪，阅读和评论这些文献的人是来自宋帝国在各处居住的各种文化精英。我在制度变化、法律史、文化生产等方面分析朝堂和士人之间在政治沟通上的变化。我系统地分析了笔记和其他文献中记载士人阅读各种材料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士人生成文本数量的大规模上升显示两种特点，对其后的中国历史在大规模帝国的形成和维系有重要作用。首先，士人在他们对中国整体的讨论中普遍表达出一种帝国观，一种对理想中中华共同体的愿望。其次，这些文本在规模颇大的圈子中流传和被人讨论，涉及的人数众多，背景多元，分布广。正是利用了数字化手段，使我得以看到官方文书的接受和士人网络呈现何种具体情况。
然后我进一步拓展这种尝试，和徐力恒、陈韵如、李允中、尤紫锡等研究生选读了更多笔记。我们的原始数据可以在我为这部书架设的网站上下载。[9]在何浩洋博士的协助下，我也把这些文本和数据建成一个在线平台，为笔记中的信息网络提供互动的可视化功能（见图1）。读者可以据此验证我书中的论点，也可以对数据和文本进行其他分析，比如可以：
·画出热点图（heat maps）和群集图（cluster maps）呈现信息来源人的籍贯和为官地点等
·比较不同笔记提到的人的时代分布
·查阅信息来源人是否有为官经历，以分析他们的背景
·查阅不同信息来源人和其他人物在笔记中出现的次数
·查阅这些人在哪些笔记段落中出现，并查阅原文
图1 为特定宋人笔记建立的互动分析平台
当前界面为“地图视图”，显示信息来源人的籍贯。最下面的工具栏除“地图视图”外，包括“全文视图”、“表格视图”、“柱形图”和“饼图”等选项。
在探讨笔记中提到的社会关系时，我对笔记这一类文献和它在宋代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语境化的阅读方式，连带其他种类的数字化阅读方式（例如我书中第8章对不同版本进行比对的语料库语言学分析［corpus linguistic analysis］），改变了我原来细读这些文献时得到的认识。这些方法使我能够重新检讨王明清等人在笔记中如何表达他对当时宋金关系的独特见解，并将之放到当时士人普遍看法的脉络中。学者进行这种脉络化的工作，总是很有挑战性的。
二 大规模的文本挖掘
我最初探索数字化研究方法时，以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史料挖掘的做法为主。我当时集中研究了特定文本（例如一位作者编纂的一系列笔记）或少数几个作者的特定著作。不过，数字化研究方法其实可以让我们做更多元化的工作。对我来说，数字化阅读能为我们实现一些独特功能——它允许学者的眼光在不同规模之间切换，可以时大时小。其实，学者已经习惯对艺术品和文物采取这种方法，他们有时放眼在其中的细部，有时同时研究一大批物件。[10]而我们对文字材料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数据审编（digital curation，又译数据管理）的做法让我们得以扩大或缩小研究的规模，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找到最妥善地处理数据审编的方式。
对历史学者来讲，只要想到涉及一个人群、一个广阔的地域，或各个世纪的长时段，规模的重要性很明显。我会从目前进行中的研究计划中举出两个例子，解释数字化研究方法如何让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研究。第一个例子和政治史有关，[11]第二个则和城市史和科技史相关。
宋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长期以来热烈讨论11～13世纪的大规模党争。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大部分研究著作要么集中分析编年史料对这些事件的刻画，要么集中在一些人物之上（有时候是重要人物，也有时候是比较边缘的人物，例如黄宽重先生近来重点研究的孙应时）。利用这些角度研究党争问题，不容易理解集体人群是怎么聚合起来变成政治联盟的。每个士人在生涯中的不同阶段都参与到人脉的建立和维系。不论是准备科举考试和应考的时候需要这样做，寻求官职和迁转，甚至是投身其他事业，都需要这样做。既然这种活动对于士人的仕途来讲是必需的，而且是种普遍现象，那么历史学者自然不只需要了解中央朝廷中的党争，也需要知道地方上的情况如何。我认为，要研究党争如何渗透到地方上去，必须将现存的相关史料一网打尽。因此，在一些博士后和博士生的协助下，我开始分析不同党籍人士的相关著作中同时提到过哪些人名，看看这能如何帮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通过分析12世纪的三个关键时刻，我们希望探讨党争在宋代的社会和文化演变中发生了什么变迁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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