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表3我们可以发现下州别驾、司马、判司（诸司参军）料钱分数之比与应得职田数之比完全相同，而这正是“以职田数为加减”的真意。州司各官员职田数与司马职田数之比，是其分得月料的计算系数，而月料收入基准则是州司马的月料数，即长官刺史所得之半。这个计算的方法，可写成如下形式：
《夏侯阳算经》之所以选择下州为例，是因为下州的别驾、司马、诸曹参军事所得职田数恰好为七顷、五顷、三顷，而司马又是长官之半，这样自刺史至参军事的分数恰为十以内之整数，比例整齐，利于设题，方便计算。
通过以上观察，可以得出两点看法：首先，《夏侯阳算经》此题反映了唐前期的实际情况，他证明了《通典》外官月料条所述的“以职田为加减”的分配方式确有实行。其次，《夏侯阳算经》中下州各官的“十、七、五、三、二”的分配比例不能推及唐代全部的府、州、县。每个官员必须从其具体职务出发，按照其职务所对应的职田数额，对照基准官员的职田数额，求得一分配系数，再乘以分配基准，最后得出其应分得的月料数。那么《通典》外官月料条所述的这一分配方式都涵盖了哪些外官呢？我们将该条材料所提及的官职编号列表，以方便讨论：
1号“长官”，是州县长吏的统称，暂且不论。2号“少尹”与6号“尹”是京兆、河南、太原府的上佐，原称司马、长史。开元初年，雍州、洛州、并州改称“府”，州长史、司马则改称为尹、少尹。这说明了两点：一是，三京府官员采用了外官分配月料的方式，不是依官品分配，这与京官分配料钱的方式不同[39]；二是，《通典》与《册府元龟》虽然都将这一材料系于唐高宗时期，但从其具体内容来看，以“尹”和“少尹”称呼京府上佐，明显包含了唐玄宗时期的制度。3号“长史”是都督府、都护府与中上州的佐官。长史，在这一组官职中被提及两次，即3号“长史”与7号“大都督府长史”，这是因为大都督府不置别驾，佐官为三品长史与四品司马，而中下都督府佐官为四品别驾与五品长史、司马，大都督府长史在官司构架中的位置属于高品佐官，应与京府尹、诸州别驾同列，故而需要单独说明。4号“司马”，在都督府、都护府、州中均有设置，为卑品佐官。5号“丞”指县丞。8号“副都督”，应是文字错讹。唐代都督府不置副都督，此“副都督”是“副都护”之误，为都护府都护之贰。这说明都护府也是采用这一月料分配方式的。9号“别驾”，是永淳元年（682）之后中下都督府与州设置的高品佐官，这也说明《通典》外官月料条的形成，一定晚于乾封元年。10号“判司”，指各府、州所置诸曹司判官，在府称诸曹参军事，在州称诸司参军事。11号“参军”，指各府、州所置参军事。12号“博士”，指各府、州所置经学博士。13号“主簿”、14“县尉”即各县所置之主簿、县尉。
经过以上的梳理，《通典》外官月料条所覆盖的外官群体就变得清晰了，它包括三京府、都督府、都护府、州、县之官员，即通常所讲的唐代州、县两级官员。其文本中的各种称法，接近于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州司官员设置，但制度的形成时间仍应在唐高宗时期。笔者以《通典》外官月料条为基本结构，参考《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对唐代州县官司官员配置、品级的记述，结合《田令》对官员职田数额的规定，补阙拾遗制作“唐前期州司官员月料分配计算表”（后附表4）、“唐前期县司官员月料分配计算表”（后附表5），以计算各外官月料分数。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解《新唐书·食货志》中“外官以州、府、县上下中为差”的含义。“州、府、县上下中”的差异是这样传导为官员月料数的差异的：官员所属府、州的类别、等第不同，则职务与职事品不同，所对应的职田数额也不同。外官月料分配方式的核心是以“职田数为加减”，求得月料分配系数。各官月料分配系数不同，最终分得的月料也就不同了。
以此方法，我们还可以继续解读《新唐书·食货志》“录事、市令以参军职田为轻重，京县录事以县尉职田为轻重”一句。这句话的含义是，州录事、市令以参军事职田数为基准计算月料分数，京县录事以县尉职田数为基准计算月料分数。《新唐书·食货志》此句之所以只提到了京县录事，是因为除京县外，唐代县录事均非品官，没有职田，故而亦无月料。现制“唐前期州司市令、录事月料分配计算表”（后附表6）、“唐前期京县录事月料分配计算表”（后附表7）以示说明。
前文由《通典》月料条及《新唐书·食货志》月料条出发，得出的唐代州、县官员月料的分配方法，可以得到吐鲁番文书的印证。孟宪实考证了大谷文书3502号、3499号、4934号的密切关系，将三件文书缀合在一起，定名为“武周西州公廨钱帐历”，其云：
1 合公廨白直卅二人，秋季冬季两季总当课
2 钱一十九贯九百（后缺）
3 九贯九百八十六文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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