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颜之推曾举邺下谚语，说：“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颜氏家训》卷3），借以嘲笑儒生的迂腐。今天看来，以此为例，也很能说明中国学术本源性的迷失。儒家经典对于传统学术的意义在于，这些经典有绝对标准的作用，人们唯有通过对古代经典的学习，向古人求教如何解决今世的问题。尽管韦伯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很容易酿成祸害。(76)
事实上，此种的情况如今也正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如今，现实情况是，我们研究学问，虽不至与“卿相”联系起来，然亦去之不远。因为我们接受教育、追求学问的目的，已经背离了学问和教育的初衷，而更多地与“谋生和求取利禄”画上了等号。明朝末年，人亦尝患“隋唐以来，仕进者苟趋利禄，尚文辞而遗经业”（钱谦益《初学集》卷28《苏州府重修学志序》）。其实，仕进一旦与利禄结合紧密，无论文辞或经术都只是途径手段，且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怎样由此而求取到利禄？究其原因，古代社会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一个处于绝对的权力地位，同时又垄断官方祭司功能的世袭官僚阶级，除了保持一种注重典籍的传统主义的心态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典籍的神圣性本身可保证支撑官僚系统之地位的秩序的合法性。”于是，“官僚体系就必须限制它（典籍）本身的理性主义”(77)，他们仅是希望天下士人对典籍奉若神明，没有丝毫理性的质疑。然而现实社会又为何如此呢？我以为这也是由如今包裹着我们的现实造成的。因为现实的环境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解决生活问题，“读书”成了我们今后求取稳定生活的根本。如此，学问“求真”的目的，要首先建立在“求生”的基础之上。假若没有解决“求生”的问题，学问“求真”对于大多数学人来说，只能是一句空话。往昔时代的背景曾让我们的先人们没有选择，如今该轮到我们了。
宋代科举推崇经义和诗赋，由此在客观上也造成整个社会这类文献有着广泛的需求。北宋人汲汲于众多的经书、诗赋之中，从而营造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书籍接受环境。宋陈造《吴门芹宫策问二十一首》（其三）云：“本朝继唐而治，士不业文而进，世且耻之。故科举取士，足以奔走天下英俊。名公巨儒，建立功名，多出于此文乎？”（《江湖长翁集》卷33）尚学锋、郭英德等人在《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一书中也说：“宋代文献事业的发达，还不能离开当时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步。”(78)由于经学、子学在中国传统科举社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印本诞生之初，这两类书籍的印刷自然优先成为关注的重点。钱谦益说：“十三经之有传注、笺解、义疏也，肇于汉、晋，粹于唐，而是正于宋。”（《新刻十三经注疏序》）钱谦益“正于宋”的说法，一是指宋代欧阳修、王安石、朱熹等人对十三经的怀疑和修正；另一个即是暗示十三经在北宋均得以定本版印成书，天下学人得以是正。
关于这个问题，伊尼斯也认为中国是个儒学社会，儒学的兴趣在于经典，经典是中国读书人的重要文献，而印刷术也是为了适应儒学的需要而出现的。(79)由此看来，宋代作为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原因应当与古代经学典籍在宋代得以广泛印刷、传播有关。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经学的师徒相承虽然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是印本经典的广泛传播，使这样的师徒关系遭到了严峻的挑战。师傅所说的不一定是绝对正确，因为印本书籍的流传，学生有更多的渠道获取标准的典籍来验证师傅解读的对错。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为金，坤又为金。”何邪？诸生乃怀监本至帘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惶恐谢。又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这个事例说明，学生有了印本书籍在手，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了私塾先生的错误。由此，典籍的尊严似乎得到了维护。然而，假若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从写本传抄到多种印本的刷印就无法避免舛误的产生，人们又该如何处置呢？这样一来，进一步启发了宋人“问古疑经”的精神。久而久之，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典籍”？它何以如此具有“尊严”？
学者黄亚平说：“从历史的长河去观照，‘典籍’只是一个相对的范畴，‘典籍’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在许慎的心目中，‘典’是上古圣王传下来的具有一定神性意味的书籍。……其后，随着‘私学’的兴起，教育流入民间，典籍的概念可以泛指各种图书。这时候所谓的‘典籍’，已经基本与现代意义上的典籍范畴雷同了。”“‘典籍’表现出的教化功能在历史阶段最集中地呈现在所谓‘经学’的研究上，在中国历史上，经学一般是对儒家书籍研究的专称，经学是典籍文化的代表和精华，是文化精英们精心选择的结果。”(80)
现代意义上，“典籍”其实是个宽泛的概念，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用，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它所涵盖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我们这里所要谈论的“典籍”，很明显并不同于一般的作品、文章、文本等概念，按《现代汉语词典》所说，“典籍”是指“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也泛指古代图书”（《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因为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中，一直具有历史的崇拜意识而缺乏怀疑、否定和批判精神(81)，而“古代”是一个变动的时间概念，于是在中国古代，任何著述一旦属于已经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否久远），便自然地获得了某种权威性，就会被人们视为值得征引的文献典籍。一般而言，越是年代久远的典籍，便越具有价值。先秦典籍在学术中的优先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尽管其中的一些都很难考证出确切的作者。由于古代典籍在中国古代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代的学术都围绕着这些典籍而展开。而要开展属于自己时代的学术，保证古代典籍得以正确的流传就变成十分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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