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所说，我认为印本经籍的广泛传播最大的益处是，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挑战了传统私塾式口耳相传的师徒传承制度。由此，自有印本经籍以来，学生除私塾业师之外，得到了另一条获取真知的渠道。由于媒介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导致信息由过去单一的口耳相传变为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信息多元所导致的是接受者必须对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并做出自己符合理性的判断。这也成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最好注解。如此一来，也逐步开启了北宋学术发明或改善发明的源头。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为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二首》）按培根的观点，如果学术的传承仍是传统“师徒的传承，而不是发明者与进一步改善发明者的继承”(85)。那么，由此“流行的知识必然大多是只供争辩和文饰之用的，停滞的、僵化的，如同偶像，只受人崇拜的知识，不能帮助人们寻求真理、征服自然”。(86)经学发展到宋代，其学术发展的确呈现出与前代异样的特点。过去，汉儒讲“章句之学”，特重“师法”，学生要遵守老师的传授。宋儒则讲“义理之学”，主张依个人的心得体会来解释古代经典，力求从“圣经贤传”中寻找立说的根据。(87)因而，虽然宋代与唐代相比，版图和气势都逊色了许多，但作为传统的注解经书的工作却是更为出色了。北宋学人开始普遍质疑某些儒家经典的正确性及其章句的真正含义，其出色之处正如刘子健所说：
同前代相比，宋儒将经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基础，更加孜孜不倦地为这些权威书籍讲解作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北宋经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而到了南宋解经著作的质量开始下降，变得喜欢争辩，过于关注细节，研究的范围趋向狭窄，文字冗长啰唆，缺乏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88)
在这里，刘子健提到了宋代经学尽管仍将经学作为自己阐发的基础，但是其经学有了挑战性和原创性。“原创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评价。事实上，经学发展到宋代，由于经学典籍的广泛印刷和传播，才从过去的“我注六经”发展成为“六经注我”。其原因当然并非仅是印刷术那么简单，但是印刷术的出现，所导致的印本经学典籍的广泛传播，无疑对宋代经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历史上对于典籍的理解，还有一点需要了解。这就是“作为儒家编著书籍通称的‘经’这一名词的出现，应在战国以后。而‘经’的正式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为‘经典’，则应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89)。那些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书籍尽管也可以自称为“经”，但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发挥一点作用，不可能对社会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所谓“经学”概念中的“典籍”，只有在它具有法定地位，被官方认可后，才拥有法定性、权威性和适用性。“经”固然是具有法律涵义的文化表征，但是，经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经”的地位和权威性会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变迁。原先不是“经”的可以成为经。比如《论语》、《孟子》，在宋代以前一直位列“诸子”之中，只是到了宋代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经典。相反，原来位列经典的“五经”及其义疏，在宋以后则被长期束之高阁，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经”，但实际上已经无人问津，失去了经典的现世权威。(90)
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典籍的存在与传播也同样有其弊端。不管是抄本典籍或是印本典籍，过分拘泥和依赖典籍，导致典籍的偶像化，会导致典籍在实际事务中丧失效能。从而，也导致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的了解，始终停留在诗性的层面，缺少理性思考。
以典籍为中心，而不追求逻辑上的同一性，为断章取义地使用经典提供了方便。借用古代“概念”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不着力对概念进行辨析。典籍中的名篇多得益于修辞效果，而非内在理路。如此种种，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中国古代累积了浩瀚的典籍，却无解决实际事务的有效办法，对于世界之认识仍停留在维柯所谓“诗性智能”阶段。因为，对古代典籍的考释往往不能将思维引向现实，反而增强了典籍的唯一合法性。当然从原则上讲，围绕着注经，也可发表个人的见解，也可表达出新意，甚至可以借题发挥，离经叛道。但由于以经典为中心，采用注疏或类似注疏的方式（非专论专著），在形式上承认了典籍的权威，而对儒家经典而言，就是承认其绝对的权威。虽有新意，也多被化为无形。更何况所谓“新意”，不过偶一为之，且为只言片语，分量几乎可以忽略，仅当后人仔细查验时，才会注意到。
基于上述论述，我以为北宋儒典经籍的大量刊刻印刷与传播，对于北宋文学的影响不仅显而易见的，而且是深刻的。
首先，从文学的源头来说，向来古代文人均普遍认可文学源于《五经》之说。颜之推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颜氏家训》卷4）。就连宋人在总结作文方法时，也说：“古人凡在文章之苑者，其下笔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班固序传，为斟酌《六经》，放易象论，然则文章自《六经》出者，上也。其次亦各有所祖传，而时自为变态。刘梦得与柳子厚论《平淮西碑》云：‘若在我乎，当学《左传》。’盖欲如左氏叙谋帅事而为之也。不知所法，不足以名文章。”(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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