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唯有纸张文本是那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横向传播的媒介。因此，我们这里所讲的文本传播，是指纸张文本本身作为传播主体进行传播的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此种文本本身要进行移动流通，文本通过某种方式传递到读者手中，由读者阅读而最终达到其传播的目的。
唐代的文学作品传递多为手抄的作品，即便是旁人不说，我们也可估计到手抄本的传播，其范围实为有限。其传播方式多为“点对点”式的，即一个手抄文本针对某一特定的传播对象，或一个文本以时间和空间跨越为代价，实现“击鼓传花”式的线性传播。类似这样的传播，在其抄写之初，传播对象多半已经确定了。即便是像佛经那样的抄写文本，没有事先约定其所传播的对象，其传播的范围也往往受到人们当时抄写能力的限制。这也就是说，在手抄本时代，文本的传播要做到“点对面”有相当的难度。
到了宋代，文学作品的形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里边有相当的部分是刊刻的文学作品。而且这些书籍文本由于商业的介入，利益的驱使，其传播的速度也快于前代。与此同时，书籍阅读、传播的范围和普及面也大大地开阔了。
沈括《梦溪笔谈》（卷11）曾谈到，宋代的“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长编》（卷366）也载，元祐元年二月，右司谏苏辙曾言当时“递铺文字，事干军机及非常盗贼，急脚递日行四百里，马递日行三百里，违二日者止徒一年”。关于宋代驿站传递文本，《湘山野录》（卷下）有记载说：
熙宁丙辰岁，交贼寇邕，郡倅唐著作子正尽室遇害。唐，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调举，至全州，中途欲僦一仆，得一肩夫，乃游袁州日所役旧奴也。挈重担劲若健羽，虽鞭马疾追，长先百步之外。恐他逸，遂遣之。其仆当日全州至唐州，凡二千七百余里，日午已到，留书祝驿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君后月余方到，唐下马于驿，驿吏前曰：“君非桂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一书在此。”因出示之。书面云：“呈桂州唐秀才，归真子谨封。”唐曰：“吾岂识归真子邪？”因启封，唯一诗，曰：“袁山相见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缘。大抵有心求富贵，到头无分学神仙。箧中灵药宜频施，鼎内丹砂莫妄传。待得角龙为燕会，好来黄壁卧林泉。”唐得之颇怪，因请其形貌，乃全州黜仆也，留书之日，即全州所遣之日，始悟神仙人。宝诗于箧，遇好事者则出之。及遇害，当丙辰，正合诗中谓“角龙”也。
上述这个故事，从黜仆留书驿吏转交唐秀才的事来看，宋代驿递的作用仍与唐代类似，肩负有传递公私书信，附载诗文传播的使命。
宋代官方的文本传播亦有通过驿递传播完成者，其中私人书信及诗词等文学作品也可以通过官方驿递完成。据《燕翼诒谋录》（卷5）载曰：“景祐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盖臣子远宦，熟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其能专人驰书，必达官贵人而后可。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书多入递者，循旧制也。”然而商业介入后，这种传播“旧制”明显不再是印本书籍传播的主流。除此而外，还有一些是属于宋代文本传播的特例。《癸辛杂识》（前集）载有一种名为“简椠”的奏书模式，大臣将奏章内容写于简版之上言事。其载曰：“简椠古无有也，陆务观谓始于王荆公，其后盛行。淳熙末，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简版几废。”
另外，《鸡肋编》（卷上）还载有一种名为“柬版”的传播模式。庄绰记载道：“元祐中，余始见士大夫有间用蜡裹咫尺之木，以书传言，谓之‘柬版’。”据庄绰记载说，这种“柬版”传播信息的好处是：“既便报答，又免谬误。其后事欲无迹者，废纸而用版，浸为金漆之类。其制甚众，加以缄绳，有盛以囊者。”看来，这种“废纸用木版”的传播模式多是为了信息保密的需要，并没有大规模推广的价值，这也不是北宋文本传播的主流模式。
北宋主流文本传播的模式还是以印刷文本的传播为主导。在北宋，印本书籍传播的途径有多条，总体上仍可分为官方的、民间的两类传播渠道。官方传播又分为官家赐书、书籍买卖。对于北宋初期，印本书籍毕竟是稀罕品。因此，当时国子监刻书常常被皇帝用来奖赏赐予臣下或外蕃。《长编》（卷475）载，元祐七年秋七月，诏诸路安抚、钤辖司，并西京、南京（今河南商丘），各赐《资治通鉴》一部。
北宋又有多次将《大藏经》、《九经》等印本书籍赐予契丹、西夏、日本、朝鲜等外国番邦的事例，兹取以下数例：
（1）西夏曾多次向北宋上表乞赐《九经》、《唐史》及《册府元龟》（参见《西夏书事》卷20、36；《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40、41；《涑水纪闻》卷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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