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密州谢上表》一文中谈道：“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资甚下。学虽笃志，本先朝进士篆刻之文；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苏轼文集》卷23）按苏轼的文章记载，当初其父子三人在四川眉山时是不学“时文”的，这才导致苏洵屡试不中，苏洵才有所谓“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能为者”的说法。苏轼在《眉山远景楼记》中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辞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65)此外，苏轼在《上梅龙图书》一文中又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
以此来看，似乎苏轼父子当年生活在一个脱离文章变革中心的世外桃源，大有浑然“不知魏晋”之感。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我个人认为，四川尽管消息相对中原闭塞，但是并非一窍不通。苏洵父子三人亦有接受外界变革信息的方式。
方式之一：远近拜谒，诗文交流。
就引领苏轼兄弟走上仕途道路的人物来说，雷简夫、张方平等人无疑是当年苏洵在四川拜谒的主要人物。《邵氏闻见后录》（卷15）载：
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予官雅州，得太简荐先生书，尝以问先生曾孙子符、仲虎，亦不能言也。简夫，长安人，以遗才命官，其文亦奇，《国史》有传。《上韩忠献书》：“简夫启：昨年在长安，累获奏记，及入蜀来，路远颇如疏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审均逸名都，寝食何似。简夫向年，自与尹师鲁别，不幸其至死不复相见，故居常恨，以谓天下后生无复可与议论当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距眉州尚数百里。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呜呼！师鲁不再生，孰与洵抗邪？……”
以此观之，雷简夫当年从中原到四川雅州之前，曾与尹洙交往，并以文章古道为尚。而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除了期望引荐的因素以外，两人在诗文主张也在此时得到了交流。从雷简夫“师鲁不再生，孰与洵抗邪”的慨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人进行诗文交流之后，雷简夫的初步判断是：苏洵的文章及文学主张与尹洙同道，且水平不相上下。这样的评语想必当时引起了苏洵的注意，随之而来的疑问定然是：“师鲁”是谁？此人人品、文章如何，有着怎样的文学主张？如此种种，雷简夫又该如何回答苏洵的质询呢？虽然据孔凡礼《三苏年谱》所记，苏洵早在景祐四年（1037）就赴京就进士试。历史也曾记载，庆历三年范仲淹参知政事，与欧阳修、尹洙等人施行所谓“庆历新政”，苏洵为此深受鼓舞。(66)由此，我认为苏洵应当是在雷简夫、张方平处更为详细地知晓了尹洙的为人和文章。
以下所列三苏简谱，仅是为了说明三苏在蜀所接受信息的种种源头。
三苏简谱
附注：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通过上表所示，我们看到，自从苏洵“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事实上，他一直在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外界关于科举与文学的情况。随后，苏洵又将自己出外访问获得的信息传递给了苏轼兄弟。
苏洵27岁后，除了专志于学，谢其素所往来少年以外，还“从士君子游”（《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洵从27岁到37岁前往京师应制科试以前，主要与眉山名士史经臣兄弟、眉州知州董储、结拜兄弟陈公美以及张俞等名士君子交游。此后，苏洵因举制策入京，又遇见、结识了更多的士大夫，其中包括同乡先辈石昌言和“凫绎先生”颜太初（字醇之）。
苏轼在《凫绎先生诗集后》中说：“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凫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苏轼所记之事，发生在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苏洵时年37岁，而苏轼仅10岁。庆历七年考试结果下来，苏洵又是铩羽而归。故苏洵悲观地对苏轼说出“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这样的话。同样也是庆历五年，范仲淹、尹洙、余靖、欧阳修等人都遭贬离开了京师。嘉祐二年，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论及庆历当年事，也说：
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估计苏洵当时不能中第，也与当时党争的形势有关。所以，我们很可以理解苏洵当时“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的预测。然而事实证明，苏洵的预言是错的。一年以后，欧阳修在滁州贬所就创作出了古文典范之作《醉翁亭记》。没过多久，古文革新派回到朝廷，基本掌控了科举文章的遴选标准。到了嘉祐二年科考前夕，正如欧阳修所言，天下已经呈现“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欧阳文忠公集》卷111）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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