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六年十月初，韩愈经历兵乱后再到长安“从调选”（吏部铨选），以期得到官职。结果，又是无所成就。贞元十七年十月，韩愈再到长安“从调选”。直至贞元十八年正月，韩愈才由吏部铨定，从九品下将仕郎身份，任七品上国子监四门馆博士。韩愈刚到职，就连同陆傪向权德舆荐举侯云长、尉迟汾、沈杞、李翊登进士第，积极提携后学。
我认为，贞元十八年韩愈进入京师任职，使其文学作品（或文学主张）有了进一步广泛传播的基础。入京后，韩愈利用一切可能机会传播自己文章作品，以宣传自己的政治、文学等各方面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相关事实可罗列如下：
（1）贞元十八年至十九年间(107)，韩愈对当时师道大坏提出批评，为李蟠写下《师说》一文，公开自己对于师道的观点。这一举动在当时影响甚大。《韩愈评传》说道：“《师说》的写作固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陋习，但也在一定范围内有振聋发聩作用。韩愈在长安声名鹊起，加上他乐于向当路者荐举人才，出入韩门的弟子越来越多了。”(108)
（2）贞元十九年四月中旬，韩愈上书京兆尹李实，并附献文章两卷十五篇，以为谒见之资，企图为仕途创造客观条件（《上李尚书书》）。同年七月中旬，韩愈对唐德宗诏停“选举”提出异议。韩愈《论今年权停举选状》载曰：“右臣伏见今月十日敕，今年诸色举选宜权停者。道路相传，皆云以岁之旱，陛下怜悯京师之人，虑其乏食，故权停举选以绝来者，所以省费而足食也。”状中，韩愈称自己“虽非朝官，月受俸钱，岁受禄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韩愈的儒生意气在此间显露无遗。尽管据《登科记》载“贞元二十年卒停举”，说明韩愈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然而从此时起，韩愈就在不断给皇帝、权臣的书奏中，充分展现自己作为儒臣的政见和文才。其效果很快就体现出来了，贞元十九年闰十月，受御史中丞李汶的推荐，韩愈终于被擢任为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他监察御史官秩虽不高，却拥有较大权力。
（3）贞元十九年十二月，《新唐书·韩愈传》言韩愈又因“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阳山属连州，连州在唐代隶湖南，距长安3 665里，在当时乃荒僻之地。韩愈被贬于荒僻的阳山，过着“幽居默默如藏逃”的生活，但由于他博学工文而名驰海内，所以他到阳山的第一年，刘师命、区册、窦存亮、区弘就相继拜访了他，向他求教为文之法。这一切都与韩愈入仕朝廷，鲠介朝廷，多次上书进言表现自己有莫大关系。因为正是韩愈在朝廷向皇帝和权臣等上疏进言，才使其人、其事、其言得以在中唐朝野上下产生较大影响。试想，朝堂之上进言，如果都是些琐屑小事，满朝文武会有多少人在意呢？唯有上疏讨论骇人听闻之事，方能引起朝中诸多大臣的重视。尽管这样做有触怒皇帝的风险，但是以韩愈崇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处世原则，只有这样做他才有可能获得朝野人士的议论和非同一般的重视。
在我看来，韩愈在朝廷频繁上言，以致因论宫市贬谪阳山令，包括后来因上《谏佛骨表》遭贬潮州。表面上看，对韩愈是件祸事，然从其名声和传播的实际效果来看，却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大大地传播了他的名声和相关文章的知名度。整体而言，从贞元十八年入京师供职，至贞元十九年十二月这段时间，我认为韩愈声名及其文学主张的传播主要依赖两种途径：（1）利用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机会，向生徒传播自己的学说和文学主张。（2）利用其为监察御史的机会，频繁上疏言事，充分表现自己的德行、对政事的看法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以期扩大自己的名声及影响，进而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提升。
关于韩愈当时在京城的名声，《韩愈评传》也载道：“由于韩愈写作古文，倡言古道，慕名负笈求学问道者往往有之，他在汴、徐时，‘昌黎韩愈’在京师已渐有名声。现在他在人烟辐辏，全国人文中心的长安任四门学官，国子监的学生可以随时向他请教，社会上的青年学子向他请教的人亦复不少。”(109)
关于第一种途径，我认为在传播上意义非凡。因为唐代科举牵动全国知识界，如某人掌握了生徒，就等于可以利用国子、太学生徒的口耳笔墨。在每年科举，全国生徒大聚会的时候将自己的或学说或文章观点等传播其间，最终达到影响天下之目的。我们看到早在贞元十五年十二月，张建封命韩愈代表他“朝正”于京师之时，时任国子监四门馆助教的朋友欧阳詹就率领其学生奏请以韩愈为博士，然因故未果。由此可见，在其朋友欧阳詹的褒扬下，韩愈在学生辈中的名望已非同一般。贞元十八年正月，韩愈由吏部铨定，任七品上国子监四门馆博士后。刚到职，正值贞元十八年二月的科举考试，当年由权德舆知贡举，陆傪佐之。于是，韩愈即荐举侯喜、尉迟汾、沈杞、李翊等十人于陆傪。是年科考侯云表、尉迟汾、沈杞、李翊登进士第。侯喜以贞元十九年、刘述古以贞元二十一年、李绅以元和元年、张后余、张苰以元和二年，皆相继登科。作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其奖掖后进的举动，在生徒中造成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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