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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_苏勇强【完结】(162)

  至于第二种途径,我们看到贞元十九年韩愈“虽非朝官”,却又为朝廷“停贡举”之事上疏极论其不可(《论今年权停举选状》)。另外,在贞元十九年,韩愈任四门馆博士时又上有《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对国子、太学只允相应品级王公贵族子弟入学,而将贫寒生徒排斥在外提出异议,建议朝廷加以改革。其状云:

  国子监应三馆学士等准《六典》:国子馆学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已上曾孙补充;太学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已上曾孙补充;四门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补充。右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今圣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常参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如有资荫不补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其新补人有冒荫者,请牒送法司科罪。缘今年举期已近,伏请去上都五百里内,特许非时收补;其五百里外,且任乡贡,至来年春一时收补。其厨粮度支,先给二百七十四人,今请准新补人数量加支给。谨具如前,伏听处分。

  韩愈在仕途、学界提携奖掖后进生徒,以及在朝廷积极上疏言事,两种方式的交织进行,实则都为韩愈日后在政界、学界声名鹊起做了预先的铺垫。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韩愈被贬阳山令期间,刘师命、区册等人会相继拜访他,向他求教为文之法。韩愈正是因为当年在京师为学官时对于生徒多有帮助,才导致生徒辈对他尊崇异常。多年以后,李翱在状公行时也说道:“其为国子祭酒也,奏儒生为学官,日使会讲。生徒多奔走听闻,皆喜曰:‘韩公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110)

  这段时间,韩愈的古文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韩愈著名的古文代表作《师说》就写作并传播于这一段时间。《师说》的最后一段载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韩愈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李蟠本人也在贞元十九年考中进士。由此,更加证实了韩愈对于青年后学的奖掖和提携。

  对于《师说》的写作时间,季镇淮同意其产生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并认为“这大致是可信的”。此外,季镇淮还进一步说,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这年韩愈三十五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早已有名,这个我不敢妄断,但我十分赞同季镇淮所云“他(韩愈)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111)的论断。

  韩愈声名和文章的第二次典型传播事例,发生在永贞革新之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去世。二十六日,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去年九月中风,不能言,常卧病,故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得以执掌实际的政柄。二月二十四日,唐顺宗下诏大赦天下。本来韩愈可以召回朝廷任职,但是在当地刺史提名上报湖南观察使杨凭时,却被杨所抑,致使韩愈回朝任官的希望落空。八月初四,顺宗下诏传位于太子。初五,顺宗再次下诏“改贞元廿一年为永贞元年”。初六,太子李纯下制:贬王伾为开封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于是,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改革陷于失败。随后,韩愈被调为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接任新职后,写信给兵部侍郎李巽,叙述自己从“应举觅官”直到目前的二十年中,“动遭谗谤”、“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奋志读书和从事写作(《上兵部李侍郎书》)。他请求李巽援引,并将自己所撰关于“扶树教道”的旧文和贬阳山后写的诗歌各一卷寄给李巽。李巽当时深为宰相杜佑器重,而这一次韩愈向他求救的确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元和元年(806)六月十日,韩愈奉诏暂代国子监博士,再次回到京师从事教育工作。由此,韩愈声名和文章又回到了作为“传播中心”的京师长安。

  唐代国子监设博士五人,日常给学生讲授《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唐代国子监是一所正规的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然而由于“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加上时人重进士,应进士者可以不入“馆学”,只要工诗赋,经州县举选就可以应试。因而,“馆学”受到影响而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韩愈担任博士职务,工作十分清闲。元和三年,韩愈在东都洛阳国子馆讲学,工作比长安更清闲。元和四年,朝廷任韩愈为刑部都官员外郎,仍分司东都。新职的官秩虽为从六品上,却有实权。

  元和八年春,韩愈作《进学解》,假设学生发问和自己回答,委婉地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同时还提出了自己对于治学和古文学习、创作的见解。此文章一出,由于文章“显示了作者超异的文学才能”,且起始点又在京师,故其传播甚广。(112)于是,当时执政者看到《进学解》后,对韩愈数次被黜,深为同情,又认为他有史才,乃任命他为五品上的刑部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此后,韩愈的名声与文名相互配合,使其仕途畅顺了许多。《韩愈评传》也说:“自元和六年(811)秋到十三年(818)末,韩愈一直在长安为官。八载沉浮于宦海,由困顿走向发达,几乎达到他一生仕宦的顶峰。”(113)元和十一年,韩愈调任中书省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韩愈被任命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平定淮西叛乱,以功擢升为正四品下刑部侍郎。韩愈这次在京城任职的时间从元和元年六月开始,直至元和十四年韩愈上《谏佛骨表》触怒宪宗皇帝被贬逐广东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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