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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_苏勇强【完结】(163)

  这段时间,韩愈在京师的文章传播以《进学解》为代表。《进学解》在当时传播的具体情形,现在已无法准确复原了。但是,从执政宰相因览此文而拔擢韩愈的情形看,估计当时此文定是大受知识界欢迎,且传播甚广。韩愈在被贬潮州后,给宪宗皇帝上表哀谢,也谈道: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所见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潮州刺史谢上表》)

  所谓“酷好学问文章”,“为时辈所见推许”,充分证明了韩愈被贬潮州前,在京城所获得的传播声誉。有关于此,从《进学解》这篇文章在后世的传播情状亦可窥见一斑。宋代孙樵在《与王霖书》说:“玉川子《月蚀诗》、杨司城《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马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鞚勒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114)刘昫《旧唐书·韩愈传》也全文引用了《进学解》,其载曰:

  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曰:“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欧阳修等人在修《新唐书·韩愈传》时,于韩愈众多文章中惟独提到了《进学解》一文。其文载曰,韩愈复为国子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补注]李光地曰:“此文与《解嘲》千载称绝。”新、旧唐书均提及《进学解》一文,可见此文章在唐宋时期的影响非同一般。

  由上述对于韩愈生平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韩愈名闻天下的时间正与其贞元、元和年间在京城,与他占据了文学“传播高地”的时间暗合。无怪乎范仲淹也说:“近则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胜。”(115)在书籍抄写时代,假如没有好的传播渠道和方式,很难想象村野鄙夫偶尔写就的一首好诗会在山村旅店中传播千古。从韩愈成名的事例,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传播与接受对于成就韩愈千古文名的重要作用。

  (二)宋代古文运动时期书籍作品的传播

  与书籍抄写的唐代不同,北宋文章传播由于雕板印刷的存在,可以实现作者与传播者在时间、空间上的彻底分离。这就是说到了宋代,作者可以是欧阳修、苏轼等人,然推动欧、苏诗文广泛传播的人则可能是欲以此赢利印卖作品,而又与欧阳修等人无多大关系的商人。因为印刷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印本书籍的轻巧且便于运输,所以它们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即这样传播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异地传播。伊尼斯说:“印刷术的发现,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于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116)

  从这段话语中,伊尼斯表露出自己对于口语时代的怀念,对印刷文字时代的不满。而我解读出来的却是,因为印刷技术的产生,使那个拥有它的时代与从前有了更大的不同。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声音所能传播的距离始终是有限的,而印本的出现,却改变了以往我们对声音的完全依赖,而更寄希望于印本跨越时空的传播,给读者眼睛所带来的愉悦。

  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刷术的出现,的确使北宋的书籍文本传播与从前有了区别,其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作者到作品传播之间,加入了更为复杂的中间环节。其中技术的因素、商业的介入更多地影响到作品的传播效果。故宋代印本书籍的典型传播过程可表示如下:

  在唐代及唐代以前的书籍抄写时代,书籍传播的典型环节大致分为如下两种:

  从上述表示,我们看到与前代相比,很明显印本时代的书籍传播,其技术含量更高,而商业味也更浓。《宣和书谱》(卷5)记载:“吴彩鸾,太和(827—835)中进士文萧妻。……萧拙于为生,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钱囊羞涩,复书之,且所市不过前日之数。由是彩鸾《唐韵》,世多传之。”(117)如此记载,我们看到唐代吴彩鸾抄写《唐韵》售卖的事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商业味。这是因为吴彩鸾只不过是一进士妻子,其抄书售卖仅是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唐代敦煌曾经有大量以写经职业为生者,敦煌《妙法莲华经》、《秦妇吟》写卷末尾的题识及打油诗(118),都证明唐代抄写本的传播主要是针对单个买家或读者,有时甚至是以抄本换取粮食的“物物交换”,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商业流通模式。关于这一问题,徐俊也说:

  与刻本时代相比,写本时代的文学传播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写本时代,因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除了部分诗文集定本外,流传更多更广的是规模相对短小、从形式到内容均无定式的传抄本。李益“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元稹诗“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每一句出,无胫而走,疾如珠玉”;贾岛“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透过这些表明诗歌受欢迎程度的事例,不难看到,辗转传抄甚至口耳相传,是写本时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方式,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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