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记载，可知唐代及唐以前古书用纸多为麻纸，其中以“黄纸”居多。钱存训说：“黄纸在唐代则仍沿用，如公文皆以黄纸书写，佛经则必须采用黄纸。”(65)原因是“黄纸”经过了一种称为“染潢”的免蛀处理。这些黄纸多数用麻纸制成，也有少量皮料纸。据李致忠介绍，古人喜用黄纸的原因有三：（1）黄蘖中含有小柏碱，能杀虫防蛀，延长纸的寿命，益于图书保护。而且黄蘖还带有清香气。（2）古代以五行对应五色，五色又以黄为正色，故官府文书、重要典籍多用黄纸。（3）古时多用雌黄涂改纸上错字，又黄纸不刺眼，长时间阅读而不伤目。(66)
五代至宋以后，书籍生产量增大，对纸张的需求也逐渐增多，过去仅用麻纸的情况已无法满足社会的用纸需求，于是造纸原料更为广泛，开始用树皮造纸、竹子造纸。尤其是有了雕板印刷之后，除了传统的黄白麻纸、皮纸，南方又多了竹纸、桑皮纸等。近来，苏州瑞光寺塔发现有北宋《妙法莲华经》刻本。该刻本用纸为桑竹混合纸，有抗水性能。这与唐人写经用硬黄纸有相同处，但比唐纸更为薄细。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古时所谓“印刷”，准确来说应该称为“刷印”。古人刷印是手工操作，先要在印板之上均匀地涂上墨，而后将纸平覆在雕板之上，再用软毛刷刷抹纸面，使之着墨均匀，故“刷印”所用纸张应有相当的柔韧性，不宜过硬过厚。如果刻印文字书籍，纸张又不宜过于浸墨。(67)否则，刷印起来会相对困难，印字效果也不理想。因此，五代以来的印刷用纸与唐代写经纸相比，应该更为薄细，韧度质量更好。
潘吉星认为：“拓片用纸要求纸质薄细而紧密，拉力强，一般都用皮纸。碑帖用纸要求纸质坚实受墨，表面平滑。尤其官府都用良纸。……宋拓本向来被视为名贵善本，原因之一是使用良纸摹勒和拓打。”此外，宋代“刻本用纸虽没有书画、碑帖那样高的要求，但也比写本纸较佳。一般说，印书用纸表面应尽可能平滑，不宜太厚，应坚薄而较易受墨，不易蛀蚀”(68)。
晚唐五代以来纸张日益丰富多彩，品种趋向繁多。只是五代的日常用纸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书画用纸；另一类是可用于写经、抄书和印刷的纸张。用于平常书画的纸张，南唐出产有著名的澄心堂纸。据潘吉星所说，这种纸一般都比较厚，由两层以上薄纸组成，其纸料纯洁精良，发墨效果好。(69)从宋米芾《书史》评书画用纸的好处，可以知道当时书画家所用纸张，以纤维纯净洁白，不滞笔而发墨效果好者为最佳，澄心堂纸恰是符合这样的标准。然而澄心堂纸似乎也分种类，宋董逌《广川书跋》（卷10）云：“江左书两等纸，用澄心堂所作，谷皮细抄，其上本入中隐堂，备亲览者，为御府书。其下入文馆，以广图籍。书有楷法，而字颇有校雠，今散落人间，往往收藏为嘉玩。”这里所说的澄心堂的下等纸，似乎就是用来“广图籍”的书籍印刷用纸。
在宋代，写经、抄书的用纸有黄白经笺，它们均以大麻为主要原料。黄经笺浸入或加入黄蘖汁，有防蛀、透墨、不受水浸、不易霉烂的特点。《麟台故事》载：“景祐年间，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聚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又以黄纸写别本以绝蠹败。至嘉祐六年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上赐两府及馆阁官燕于崇文院，宰相韩琦等刻石于院之西壁。”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亦载：“嘉祐中，置编校官八员，校雠四馆书，给吏百人，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校雠累年，仅能终昭文一馆之书而罢。”与之相反，白经笺虽亦用麻制成，然而似乎并无防蛀效果。据李致忠说，现存宋辽金元时期的书籍用纸，依习惯的说法，不外是黄麻纸、白麻纸和竹纸等品类。宋元版书中用麻纸印造的书，多数都是北方雕印的，而南方雕印的书籍多数是皮纸、竹纸。特别是南宋时所刻印的书，尤其如此。(70)
另外，宋代以来还盛行一种用椒汁作为防蛀剂，大量生产的印刷用纸，称为“椒纸”。叶德辉《书林清话》（卷6）记载，在宋版《春秋经传集解》书末有木戳文曰：“淳熙三年（1176）四月十七日……秦玉桢等奏闻……《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1177）九月进览。”这里说的椒纸，是用蜀椒的果实水浸液处理过的纸，有杀虫作用。(71)据说，这种椒纸类似金粟笺，有浓而长久的香味。因此南宋时有用椒纸印刷的巾箱本《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一书。用这种纸印的书因便于检阅携带，美观且有长久香味，在当时颇获声誉。(72)
自唐以来，黄经笺有厚、薄两种。厚的出自四川，薄的出自长安、洛阳和安徽。五代乱世，长安、洛阳造纸业遭到极大破坏，而安徽、四川等地的类似黄经笺这样的造纸工艺却很好地延续了下来。(73)对此，苏易简《文房四谱》也载：“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格致镜原》卷37）
江南造纸业的兴盛延续到北宋，因而北宋初年朝廷用纸仍从南方调用。《长编》（卷13）记载，太祖开宝五年二月癸亥，“诏潭州岁调纸百七十八万余幅特免十年”。又，《长编》（卷23）载：“初，太祖免潭州岁所调纸十年。期满，当徽州。言民饥，愿俟丰岁乃输。诏并除之。”此诏书说明这样的事实：北宋初年，朝廷曾依次轮流地从南方诸省调用大量纸张。按《长编》所记，潭州贡献之后，本该轮到徽州，只因徽州遭遇荒岁而得以免除。这一点根据北宋末年的其他记载也得以证实。钱存训说：“据记载新安州（今安徽歙县）在1101年以前每年向京师交纳贡纸7种，约150万幅，因为民间负担过重，徽宗下令自这一年起减少贡纸的数量。”(74)张剑光根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的内容，编出五代至北宋江南各地土贡纸张的情况表。兹简略转引其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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