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记载，说明南唐时期，最有名的是李超、李廷珪父子出产的歙墨。唐以来，制墨技术原是北方优于南方，中央强于地方。然而这样的情形在晚唐、五代动乱，北方制墨技术流入南方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元陆友《墨史》（卷上）对唐宋北方制墨技术流入南方的历史过程梳理甚详。
李超本为北方易水人。唐末乱世流离渡江到安徽歙县一带。宋罗愿《新安志》又云李超自易渡江至歙州，“因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其所产之墨在唐末时自是十分有名，且十分畅销。不然，也不至于南唐皇帝赐姓为李。传至其子廷珪，其所制墨名声愈噪。
据史载，南唐后主“留心笔札，所用澄心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之冠”。(87)所谓澄心堂，乃是南唐朝廷机要机构，当时朝中密画中旨皆自澄心堂出（《长编》卷14）。李昪待臣议事、设宴庆贺、批阅奏章都在澄心堂。当初，张洎、杜镐等人及第后，就曾入直澄心堂（《宋史》卷267、296）。李煜对于歙州生产的南唐名纸十分喜爱，遂将这种纸张由内臣监造，专门收藏在澄心堂内，为皇家专用。(88)澄心堂纸和李廷珪墨均为南唐故物，既为当年李后主喜用，当时南唐文人也多赖李廷珪墨书写。徐铉曾云：“幼年尝得李超墨一挺，长不过尺，细才如箸，与其弟锴共享之，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自后用李氏墨无及此者。”（《墨史》卷上）宋庄绰《鸡肋编》（卷下）也记载说：“吴幵正仲家蓄唐以来墨，诸李所制，皆有之。云无出廷珪之右者，其坚利可以削木。渠书《华严经》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宴（李廷珪之子）墨，遂至二寸，则胶法可知矣。”
上述这些事例说明，当时对于墨质量优劣的判断，以“墨贵老久而胶尽”为标准，所以五代至北宋，闻名于世的好墨“以歙州李廷珪为第一；易水张遇为第二”（《新安志》）。歙州所产墨由此闻名于世。据说，李廷珪墨传至北宋，“祥符中，昭应宫用廷珪墨为染饰。有一贵族尝误遗一丸于池中。逾月，临池饮，又坠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并得墨光色不变，表里如新”（《类说》卷47）。其质量若此，名声由此广盛。
李廷珪墨直至北宋时仍在使用，一时间李氏墨也成为当时书写和刷印的主要用墨。宋赵希鹄《洞天清录》云：“太宗朝搜访古人墨迹，令王著铨次，用枣木板摹刻十张于秘阁。故时有银锭纹，前有界行目录者是也。当时用李廷珪墨拓打手，揩之不污手。”太宗朝著名的淳化阁帖原本多得之于南唐(89)，而墨拓阁帖又是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印制。陶宗仪《辍耕录》（卷6）也证实说：“今世言《淳化阁帖》，用银锭枣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印者，则传庆板本之说合。故《洞天清录》亦云：用枣木板摹刻。故时有银锭纹用李廷珪墨打手楷不污。”据说，李廷珪墨传到了北宋，廷珪有子承宽，二子承晏。晏有子文，皆能世其业（《类说》卷47）。所谓“世其业”，当是其子孙继续造名为“李廷珪墨”的墨丸。
此后，尽管李氏墨逐渐让位给了其他墨，然而人们对于书写用墨的美好回忆和向往，似乎还是留给了李氏墨。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6）记载：“昔李廷珪为江南国主父子作墨绝世，后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张遇。自是墨无继者矣。吾大父始得两丸于徐常侍铉。……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余年，皆如吾意，不觉少有不足，不知所谓廷珪墨者用之当何如也。”《说郛》（卷120下）亦云：“徐铉兄弟工翰染，崇饰书具。尝出一月团墨曰：此价值三万。”这种价值三万的团墨，或许就是“歙墨”中的李廷珪墨。
北宋中后期，潘谷墨开始走俏出名。宋何薳《春渚纪闻》（卷8）载：“潘谷卖墨都下。元祐初，余为童子，侍先君居武学直舍中。谷尝至，负墨箧而酣咏自若。每笏止取百钱，或就而乞探箧取断碎者，与之不吝也。其用胶不过五两之制，亦遇湿不败。后传谷醉饮郊外，经日不归。家人求之坐于枯井而死。体背柔软，疑其解化也。”黄庭坚说：“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当时皆用歙州贡墨，墨本赐群臣。今都下用钱万二千，便可募得。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遗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辉有余而不甚黟黑。”（《新安志》）按黄庭坚的说法，到了北宋元祐中，人们喜用歙州墨之名称已经由“李廷珪墨”悄然变成了“潘谷墨”。同样，在《东京梦华录》中孟元老也回忆道，当年在北宋东京相国寺万姓交易场，“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苏东坡更有诗云：“潘郎晓踏河阳春，明珠白璧惊市人。那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斛泥与尘。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饼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世人重耳轻目前，区区张李争媸研。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苏文忠潘墨诗帖》）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李廷珪墨不再产出，逐渐淡出市场，而潘谷墨此时却成了产墨大户。
据说，大概在宋哲宗时，潘谷即在开封制墨，并且声名远扬。开封因此在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制墨中心。当时，此处曾出现了多位制墨名家。宋何薳《春渚纪闻》（卷8）载：“崇宁已来，都下墨工如张孜、陈昱、关珪、弟（关）镇、郭遇明，皆有声称，而精于样制。”北宋大观年间，北方还有名为张滋的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黳，胶法精绝，举胜江南李廷珪。大观初，时内相彦博、许八座光凝共荐之于朝廷，命造墨入官库。……其墨积大观库，无虑数万斤。”(90)这也说明，国家统一后，南北制墨技术得到了交流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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