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文化制度，南唐则是继承唐代制度最好的国家。南唐几乎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沿用唐制，科举制度尤其如此。由此，保证了南唐文士的产出不断。即便是在北宋大军入境，国家即将灭亡之时，其科举考试仍未停废。《长编》（卷16）记载：
是月（开宝八年二月），江南知贡举、户部员外郎伍乔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开贡举，讫于是岁。凡十七牓，放进士及第者九十三人。《九经》一人。（李焘注曰：此据十国纪年，王师已至城下，而贡举犹不废。李煜诚不知务者，故特书之。）
回顾历史，南唐印刷对北宋的影响涉及文士、图籍、写手、刻工以及纸墨等诸多方面，然若论其主要，当首推南唐文化繁荣为北宋建国输入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南唐李昪开国，尤重图书收藏，如此延续至后主李煜。尽管城破之日，李后主命人焚毁了许多珍贵的图书典籍。然而史籍记载，平定南唐后，北宋官方所获图书仍有两万卷之多。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1）载：
乾德元年，平荆南，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三年九月，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籍印篆赴阙，得书万三千卷送三馆。开宝九年，平江南，命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卷，悉送史馆。（伪国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精真，亦多修述。）(94)
宋程俱《麟台故事》（卷5）载：
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
《长编》（卷19）也记载：
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
若论南唐书籍对北宋贡献之大小，在对比当时南方、北方的书籍状况，亦可窥其一斑。宋王应麟《玉海》（卷43）记载说，北宋建国之初的书籍藏量，“三馆书才万三千余卷”。《长编》（卷19）记载：“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数量对比之下，可见平定后蜀和江南，使北宋朝廷由此获得了远超过自己旧藏的大量图书典籍。当然，关于北宋朝廷从金陵所获图书数量，历来记载仍有些出入。《马氏南唐书》（卷23）载曰：“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九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宋朝事实类苑》（卷30）亦载：“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当，编次全具，与诸国书不类。”
与上述记载相比，当年宋朝平南唐所获书籍究竟是二万余卷，还是十余万卷，我们不得而知。尽管就个人而言，我倾向于认可《长编》的说法(95)，但是我还是认为与书籍数量关系不大。重要的是，北宋王朝通过平定江南，的确从南唐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图书。是故，宋太宗每欲以此骄人。《长编》（卷19）载道：
太平兴国三年二月辛未，上幸西绫锦院，命近臣观织室机杼。还，幸崇文院观书，恣亲王、宰相检阅问难。复召刘鋹、李煜令纵观，上谓煜曰：“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中简策多卿旧物，近犹读书否？”煜顿首谢，因赐饮中堂，至醉而罢。
北宋获南唐书籍既多，其所获书籍质量又明显高于其他地方战争所得。除了南唐拥有澄心堂纸、李廷珪墨这类印刷材料保证外，更因为有徐铉、徐锴、杜镐、张洎等文人的努力，南唐图书校雠质量明显高于后蜀、荆南等南方他国。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0）记载：“宋太祖平江南，赐本院书三千卷，皆纸札精妙，多先唐旧书，亦有是徐锴手校者。”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有唐代张籍《张司业集》八卷。此集为南唐张洎所编，有张洎所撰的《序》。《序》称其自丙午至乙丑相次缀辑，得张籍诗四百余篇。考“丙午”为南唐李昪元年（后晋开运三年），乙丑为北宋乾德二年。照此推算，张洎共花费二十年时间始有《张司业集》完本，可谓是勤于搜集编撰矣。当时南唐藏书质量之高，有“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之说，又有所谓“江左颇精真，亦多修述”，可见南唐文人对于图书典籍的贡献。
众所周知，校勘者的文化素养、水平高低对于书籍的雠校质量，乃至于日后书籍的雕版印刷至关重要。这些都为后来北宋书籍的印刷复制，乃至宋朝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史料记载，南唐当时重要的文臣中，大多参与了图书典籍的校勘整理。陆游《陆氏南唐书》（卷5）记载：“锴凡四知贡举，号得人。后主裒所制文，命为之序，士以为荣。锴酷嗜读书，隆寒烈暑，未尝少辍。后主尝得周载《齐职仪》，江东初无此书，人无知者。以访锴，一一条对，无所遗忘，其博记如此。既久处集贤，朱黄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学，故雠书尤审。谛每指其家语人曰：‘吾惟寓宿于此耳。’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精于书籍雠校的徐锴后因国势日削，忧愤郁郁得疾，于开宝七年七月卒，享年55岁。徐锴亡于南唐国破之前，文章凡有数百卷，可惜在“锴卒逾年，江南见讨。比国破之时，其遗文多散逸者”（《陆氏南唐书》卷5）。尽管如此，徐锴仍有成果落入北宋。《宋朝事实类苑》（卷50）所载，太祖平江南后，赐本院徐锴亲手校定的书籍三千卷，即是明证。其后，虽然这些书籍多有散失，到钱惟演再入院，仍然“编排得千余卷而不成部帙，其《九经》、《三史》、《三国志》、《晋书》，即是晁迥、李宗谔在院时，奏请其书印署部帙”。可见，北宋前期所印的书籍中，仍有部分依据南唐徐锴等人的校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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