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战争频繁，国力有限，以当时北方的纸张产量和质量衡量，北宋朝廷用纸若仅靠北方供应，纸张显然难以为继。由此可以推测，宋太祖当时选择成都雕印《大藏经》，肯定经过慎重考虑。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西蜀有稳定可靠的政治环境和优质价廉的印刷纸张，再加上西蜀有印刷工人及印刷技术储备。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我们在《江南的纸》一节中已有阐明，可相互印证，此不赘言。
第三，西蜀拥有大量熟练的刻工和写手。
从五代蜀国的书籍印刷文化的发达状况，西蜀无疑应成为北宋《大藏经》雕印的理想场所之一。然毕竟西蜀距离中原相距甚远，为何北宋朝廷仍坚持要在那里雕印大部经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从后唐《九经》的雕印情况中得到说明。据史载，后唐《九经》雕印从长兴三年开雕，至后周广顺三年结束。《资治通鉴》（卷291）载：“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版成献之。”对此，胡三省注曰：“雕印九经，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长兴三年，至是而成，凡涉二十八年。”如果没有社会需求对相关书籍的刺激，很难想象在五代那样的乱世能完成上述这些典籍的刊刻。正因为社会对书籍需求始终存在，所以对于这些书籍的印刷前后持续了二十八年的时间。广顺三年六月，受命大臣田敏献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奏曰：
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藐，传写纰缪，渐失根源。臣守官胶庠，职司校定，旁求援据，上备雕镌。幸遇圣朝，克终盛事，播文德于有截，传世教以无穷。谨具陈进。（《册府元龟》卷608）
通过后晋刻《九经》所花时间和人力与宋初《大藏经》所费，来比较两地的印刷状况后我们发现，如果按邢昺所说北宋初印板仅几千，那么与蜀中《大藏经》相比，在北宋初期，印板、刻工数量丰富的应是西蜀，而非北宋。
我们知道古代熟练刻工均有一定的工作年限，由此，要维持一个地区印刷业的发达，必须首先要维持住一个有稳定产出的刻工队伍。张树栋《中华印刷通史》（第7章第2节）中记载了关于北图收藏的杨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和刻工情况。其考证记载如下：
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一书。对北图收藏的宋刻本杨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提出的判断是：“杨忱本载有张嵲读管子，文中有绍兴已未，即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而杨忱序题记大宋甲申。考绍兴已未之后，有宋孝宗兴隆二年（1164年）为甲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为甲申，再一次甲申则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题大宋而不题年号，当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无疑。《序》中持尊王攘夷之义，正宥有亡国之痛。书盖开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则草成于宋亡之后，仍目为宋本，固无不可。”但是经考查该书中的刻工姓名，有牛实、张通、杨谨等，他们曾参加过《白氏文集》的刻印，杨谨还参加了绍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史记集解》。此外，该书刻工中金升曾见于南宋孝宗淳熙间严州刻本《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中，章旼则见于绍兴间临安刻《王文忠公集》中，牛实还参加过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的《资治通鉴》。可见他们都是南宋初期的刻书工人，依刻工情况，说明杨忱序本《管子》中所提的大宋甲申，实为南宋初期孝宗隆兴二年的甲申，而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二十一年之甲申。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有限，这批南宋初期的刻工，怎可能在一百二十年后仍在工作呢？所以杨忱序本《管子》实为南宋初期的刻本。认为其刻印年代在宋末元初之说，完全可以排除了。而序中所谓持重尊王攘夷、亡国之痛情绪的流露，正是指北宋灭亡，金人入侵时之历史背景。(137)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可以推算出宋代刻工大致的工作时间。如果从绍兴九年（1139）开始算起，至孝宗兴隆二年（1164）止，刻工至少工作了近三十年。
关于刻工毕生刻书的年限问题，冀叔英也说：“雕版刻书的生产工具简单，刻工随时迁徙，一个刻工毕生的工作时间大约可延续三十年左右。”(138)由此，我们假定当年在蜀地雕刻《大藏经》印板的刻工大部分都能工作三十年左右，那么这里面应该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后蜀的刻工师傅。钱存训说：“假定每卷书平均需雕版15块，每部大藏需雕版约6万至8万块。因此在雕印过程中必须募集书手、刻工、印工等各种技术湛熟的工人。”(139)
根据这样的推算，蜀地的刻工通过刻印《大藏经》，有可能带起了一批可能比他们本身数量还要多得多的徒弟。假若徒弟之后十几年间，还有人不断加入《大藏经》雕板工作，那么整个工程完成后，蜀地应培养出比原来多好几倍技术熟练的刻工。这无疑有力地推动了蜀地印刷技术的传播和演进。以这些刻工们都能刻板30年计算，那么在北宋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蜀地书籍印刷的数量和质量将是十分可观的。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一书中，对于宋初《大藏经》的刻印也谈道：“赵宋政权除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外，并利用信仰佛教的心理，刻印佛经以笼络人心。”又说：“宋初在四川大规模刻印佛经，积累了刻印经验，培养了大批刻印工匠，使四川的雕刻印刷业，在唐朝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刻书中心之一。”(140)由于宋朝多为“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的专业刻工，所以某些刻工以谋生为要，并不局限在原籍镂版，往往被请到外路刻书。王国维在《宋抚州本〈周易〉跋》一文中，也考证当时蜀人刻工闻名于天下，有蜀人刻工“邹郁”等流寓江右者。(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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