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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_苏勇强【完结】(53)

  又,据《四库全书·三国志提要》云:“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我们知道,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提要》所言北宋诸儒“不伪魏”的观点,恰好符合了《三国志》一书北宋年间得以刊刻传播的事实。可见,在决定刊刻《三国志》过程中,朝廷定然有过一番争论,而最终是“不伪魏”的观点占了上风。试想,当时朝廷中作为南方降臣一方,更应有所忌讳,不当有“伪魏”、“奸雄”之类的观点,当力主刊刻才是。按《长编》(卷60)记载,宋真宗最终决定拍板的意见居然是:三国之事如同春秋列国的争斗,《三国志》就如同孔子的《春秋》。其评价之高,令人咋舌。

  诸经史、《三国志》等书刊刻之后,常常受外国所请,赠送(或售买)到高丽、契丹等国。这些书不仅在国内传播甚广,而且也颇受臣子好评。《长编》(卷74)载,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宋真宗召集向敏中、杜镐、陈彭年、张知白、孙奭、查道等人编修《君臣事迹》。时真宗对向敏中说:“今学者易得书籍?”向敏中回答说:“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板,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

  其他,又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类书,往往又都编纂刊刻于这一时期。由这些事实可知,正是由于南北方人才与资源的融合,才造就了以后北宋书籍刊刻的繁荣。(148)据《长编》(卷60)记载,景德二年五月戊辰朔,真宗幸国子监阅书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上喜曰:“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

  在邢昺所言国初不及四千书板之中,当有一些书板本为南方诸国所有,只因国灭归入宋朝。史载,宋太祖好书,灭蜀后命使尽取蜀文籍及诸印板归阙,忽见板后有蜀相毋昭裔姓名,乃问欧阳炯。炯曰:“此是毋氏家钱自造。”宋太祖听了很高兴,立即命令将书籍印版归还毋氏家族(《分门古今类事》卷19)。由此可见,以南方经济的富庶和晚唐以来印刷文化的发达,导致宋初书板中,从南方诸国掠夺获取的书板当不在少数。

  邢昺对宋真宗说自己少时业儒,所见学徒“具经疏百无一二”。对此,他认为其中原因是“传写不给”。这句话充分说明,对雕板印刷在传播和推广经书典籍方面的认识,北宋中期之人(如邢昺之类的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此处,宋真宗的回答更是丝扣入理。他更提升了一步,认为刻印书籍兴盛的局面,乃源于天下太平。

  宋真宗所言不错,文化事业的兴盛的确可归于天下太平的结果。如果没有宋朝收复南方,初步统一中国,何来雕板印刷的条件和根基?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刻工,没有高质低价的笔墨纸张,又何来景德年间累积下的十余万书板呢?大一统的局面造就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不仅为经济的发展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书籍板印事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加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可以有效地通过行政命令进行史书的修撰和大型图书的编纂,从而有利于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与流传,繁荣了文化事业,为文人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广阔场所”(149)。

  北宋统一南方之后,国家高层有感书籍的匮乏,又从南方诸国的印刷文化及其成果中体会到了雕印的力量。由是,朝廷一方面大肆搜集南方诸国的图书典籍,网罗高素质的人才;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学习、汲取南方较为先进的印刷技艺。譬如,通过开宝四年,北宋朝廷在四川开雕《大藏经》,为其后来大规模的书籍刊刻准备了人才和经验。《开宝藏》之后,北宋朝廷又先后开始了其他各种书籍的雕印。这一情形在《长编》(卷60)被记载为“馆阁博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此后,北宋书籍雕印种类、范围之广,实是前所未有。

  历史记载充分证明北宋对于五代以来的印刷文化成果的承袭。北宋书籍刊刻的兴盛直接得益于国家的统一、稳定,乃是五代十国南北融合后的结果。我们之所以看重五代十国对宋朝的影响,原因就在于:(1)从精神层面上说,宋代初期的文人以及他们观念来源于前朝,宋代文化建设的最初识见也来源于前朝。而宋初人士所能想到的文化举措,其思想根源也多源于唐五代以来所遗留下的前朝典故与旧例。(2)从物质层面上说,北宋初年,宋人从后周和江南诸国获取了大量的书籍,以及其他有助于圣朝文化建设的实物。

  这样的情形有点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前夕,人们对古希腊文本的搜求。史料记载,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于土耳其人之手,东罗马灭亡。然而在土耳其占领期间,仍有数以千计的古希腊的图书典籍被抢救运回意大利。据说,在1413—1423年间,仅一位叫奥里斯巴的人就带回来将近250件抄本,其中包括有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以及修昔底得斯的作品。古希腊的典籍由于意大利人的努力才得以传承。在此,中西方不同的是,意大利抢运书籍的行为,更多的是民间的自发行动,而北宋对南方图书的搜集却是出于北宋高层的决策。最终,历史演绎的结果是,五代南方诸国由于相对安定的缘故,保留并传承了大量的唐代典籍,此后这些典籍又由于北宋上层统治者的明智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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