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皇帝的榜样作用，宋代文臣武将对于书籍喜好均有过于前朝。如此一来，推动或催生了整个社会的爱书、读书和藏书的风气。
在藏书方面，欧阳修藏书尤可成为北宋私人藏书的典例。据说，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有人问他：“何谓‘六一’？”欧公答道：“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一壶酒。”旁人说：“这仅仅是‘五一’尔，何谓‘六一’？”欧公笑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27)欧阳修一生，独好收集古文图书，据说其藏书有一万卷，暇日惟读书，未尝释卷（《文忠集》附录卷5）。
此外，宋龚鼎臣《东原录》又载：“庚子正月二日，予谒吕冲之。因问三馆秘阁所藏之书多散落于士大夫之家。客有对以所藏之书今存者有三万七千卷。其实有万余卷尔。惟秘阁与昭文集贤最多存者。盖阁上有太宗御容。非具朝服不可上，以故存者多矣。及言士大夫以金帛购书者不少，而书亦有人不得见者。且云，景初家藏旧郑氏诗谱注，人不见名氏。而欧阳永叔庆历四年奉使河东，尝得郑谱。自周公致太平以上不完。遂用孔颖达《正义》所载《诗谱》补全之，而复为之序。景初之本甚完。尝为并州牛景胜借去。今乃亡吾之本矣。”
宋代的读书藏书风气浓郁，有时候甚至会造成某一地区文人名士高度集中的现象。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君子、鸿儒得以聚居之所，除了“岁寒三友”一类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还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伴，以及书籍文献盈室的人文环境。潘永因《宋稗类抄》（卷14）载：“宋次道家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多僦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僦直比他处常高一倍。陈叔易常叹此事曰：‘此风岂可复见耶？’”(28)
宋敏求，字次道。其父宣献绶。父子继世掌史，人以为荣。据说，宋敏求父子世袭掌史，家里藏书颇多，而且多为善本。当时社会读书、藏书风气正盛，于是士大夫们争着购置房产到宋家附近居住，以便能方便地从宋家借书读书。由此，导致宋家附近的房产价格比别处高了一倍（《宋稗类抄》卷3）。
此种现象另有实例，也证明读书风气熏染所引起的某一地方“人文环境”的变化。据《嘉靖建宁府志》（卷4）载：“建州至宋而诸儒继出，蔚为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文人词客多产于此邦，如词人柳永，建宁一带的书籍印刷业也颇为发达。《建安志》亦云：“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俗。处市井者尚侈而好浮，居田里者勤身而乐业。……宋韩元吉记云其民之秀者狎于文，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福建通志》卷9）宋代“建本”书籍的大量雕印和售卖，也与这一带文人众多，读书风气浓郁不无关系。由此数例，可见宋代社会读书、藏书的风气如此。
一旦某地读书风气浓郁，购书、藏书者增多，藏书家为了补充家藏，往往是通过购买，或者与其他藏书者订立条约、互通有无、往来抄借。然而，以宋代已有条件，利用雕版印刷来扩充藏书，无疑更是有效途径之一。这样看来，一方面北宋社会好读书、喜藏书的人日渐增广，风气形成对于书籍印刷社会需求的推动，无益是巨大的。书籍巨大的社会需求反过来也构成了北宋“以文治国”策略的最好注解。另一方面，官方和民间的图书收藏和累积，也为北宋后来图书典籍的雕版印刷准备了选本、校勘以及人才等前提条件。
第二节 北宋科举教育与书籍刊刻
假如没有科举，没有功名仕进的欲望，我们或许真会如桃花源里的世外之人，不知两汉魏晋，除了繁衍、耕种，也不再有读书的需求。因此，读书除了充实自己，明道至善，其或多或少地与功名欲望是有所关联的。相比于唐朝，北宋因为拥有更多平民社会的特征，这也导致民间众多士子有了更为旺盛的功名欲望。北宋晁冲之《夜行》诗云：
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
孤灯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诗中描述的，正是北宋科举选官所催生的民间浓厚读书风气。这也说明，宋代读书风气的养成，以及宋人对书籍重视的另一重要因缘则源自北宋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当然，从根本上讲，宋代科举的兴盛仍与宋初诸帝提倡文治的策略有密切关系。但是，若要谈到宋代书籍刊刻的发展和兴盛，科举无疑是更为具体直接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有了宋代平民社会对科举仕途的大力推崇，读书才成为宋代社会士人生活乃至生命存在不可分割的部分。
事实上，书籍的生产与消费一直都和社会的各种现象有关联。在宋代与书籍相关联的社会现象中，有别于前代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科举制度更为完善和规范。（2）学校兴盛程度远过于唐代。中央以太学为标志，各地如州学、县学、乡学、书院等地方学校的繁荣，也最能代表宋代学校的兴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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