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学在北宋仁宗庆历时，生员已增至200人，出现了学舍不能容纳的情况。河南大学教授赵国权因此评价说：“宋代国子学入学资格不像唐代那样品极严格和高贵(38)，且其主要作用在于取解充贡，成了科举的附庸。”(39)尽管条件不断放宽，由于国子学只以京朝七品官以上子孙充斥（《宋史》卷157《选举志》），所以其影响在宋代远不如太学。那么，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太学又有多少生员呢？
按谏官滕甫、刘庠的说法，“庆历中，太学生内舍生二百员，并官给日食”(40)。《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亦载，皇祐三年七月，“诏太学比岁增以房宇，赐之土田，许置内舍生二百名”。仁宗皇祐四年（1052），召胡瑗“管勾太学”(41)，由是“其徒甚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锡庆院西廊庑）处之”。不久，又以马军都虞侯公宇为太学之舍，学生增至300人（《长编》卷184）。至宋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整顿太学，创立三舍法，将锡庆院和和朝集院一并扩充为学舍。学生人数规定为：上舍生100人，内舍生200人，外舍生700人，共计1 000人。熙宁四年十月十七日，中书门下言：
近制，增广太学，益置生员，除主判官外，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委中书选差或主判官奏举，以三年为任。……其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不限员。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员，内舍以二百员为限。其生员各治一经，从所讲之官讲授。……（《宋会要辑稿·崇儒一》）
对此，《长编》（卷228）也记载：“熙宁四年十一月诏每岁加赐国子监钱四千缗，以增置学官、生员用度不足故也。”按这个计算方法，王洙所言仁宗年间“游士寄应”所导致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增至千余人，实不为过。由于学生人数过多，用度不够，太学不得不靠其他渠道贴用。《宋史·选举三》（卷157）记载：“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各五楹，容三十人。……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取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
在熙宁四年的十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诏殿中丞宋靖国、赞善大夫吕嘉问相度锡庆院，建太学。原因是御史邓绾曾上言说：“国子监粗容春秋释奠，斋庖之室，不足以容诸生。至于太学即未尝营建，止是假锡庆院西北隅廊屋数十间，逼窄湫隘，又官司未尝葺治。今大新学制，学者闻风坌然毕集，恐不足以容，乞特赐锡庆院为太学。”（《宋会要辑稿·崇儒一》）如此来看，熙宁时太学人数的扩增，确实导致了学校学舍等硬件设施赶不上形势的需要。《长编》（卷253）记载，熙宁七年五月，国子监又言：“太学生员多而斋舍少，乞尽充学舍。”诏从之。于是，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太学增学舍至80斋，每斋5间，可容30人，计2 400人，其中上舍生100人，内舍生300人，外舍生2 000人。太学规模进一步扩大。(42)又据《宋史·选举志一》载：“元祐八年，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我们也知道，太学生的人数变化与北宋中期的科举改革有莫大关系。神宗时期，王安石主张废诗赋，以经术取士。为此，王安石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层层选拔生员，又以自己的《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专用教材和标准答案，导致太学生人数第一次扩充。这种情形发展到宋徽宗时期，太学生人数更是增长迅猛。崇宁五年（1106），北宋全国从县、州至太学全面实行三舍法，每年考选县学上舍生升入州学外舍，州学上舍生每年秋季贡入辟雍。(43)蔡京将三舍法推行于地方官学，规定州学学生每三年选送一次进入辟雍学习，定额是3 000人，是为太学外舍生。加上当时太学内舍生有600人，上舍生有200人，当时太学生人数共有3 800人。(44)关于太学生人数变化，又有证据说：
国初，凡事草创，学校教养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诏太学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为限。其简如此。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毕仲衍、蔡京、范镗、张璪详定，于太学创八十斋，三十人为额，通计二千四百人，内上舍生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雍。（《燕翼诒谋录》卷5）
崇宁五年科举礼部试之后，学校三舍法的“育才取士”取代了“科举取士”。从崇宁五年到宣和二年，没有科举，所录取的五榜进士，皆是由太学上舍考取。其结果导致人们对太学趋之若鹜，太学生员激增。为了求得入学和升舍，“于是轻薄书生，矫言饰行，造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如市矣”（《东轩笔录》卷6）。与太学相比，国子学自北宋中期就日趋衰落下去，其地位渐为太学所取代。从王安石改革伊始，清要近贵之子弟亦于太学听读。据宋魏泰《东轩笔录》（卷6）记载：“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生几及三千人。”崇宁三年，国子学更是停止了招生。
太学生员增速如此，可想而知，遍及全国诸道、诸军那些基数庞大且难以统计的郡县乡学、民间书院，会有怎样的学生人数。张围东总结说：“以宋真宗咸平元年（998）的贡举为例，当时参加省试的举人将近二万，若以每进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九经》以下诸科共及一百人，只解二十人赴阙的比例计算，前一年全国参加发解试的士人就达十万之多。中唐时，每年赴省试的举人约三千人，若以三人取一人赴解计，全国每年参加发解试的士人也不过近万人，只及北宋前期应试人数的十分之一。到北宋中后期，科举进入黄金时代，不论地近京畿的州县，或川广等僻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45)嘉祐二年，欧阳修在知贡举时，曾对皇帝说：“臣伏见国家自兴建学校以来，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其辞艺可称、履行修饬者不可胜数。然累次科场，人数倍多于往岁，事既太盛，弊亦随生。”(46)由于全国各地学生人数众多，且又都按各地人口比例实行固定的解额制。北宋朝臣为各地参考的“解额”分配问题产生的争议曾多次发生，司马光与欧阳修就曾为南、北方考生的份额之事有过争议。司马光是北方人，主张“分路取人”。而当时南方人才众多，因受到解额限制，南方各地颇有怨言，因此欧阳修代表南方要求取消“解额”限制，主张“凭才取人”。争议的结果，北宋省试中仍未实行分区定额制度，而各地固定“解额”制也未取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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