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的考古发现使有关专家由此推测，西夏的活字印本应是从中原技术传入或实物传入的结果。此推断目前仍需证据论证。证据之一，人们自然又想起了沈括。沈括是公认见过毕昇活字的人，而沈括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现在的称呼），曾主持过天文历法的制定，且又曾担任过西北驻防的边塞官员，直接与西夏、契丹作战、交往。《长编》（卷238）载，熙宁五年九月提举司天监沈括言：“楚州卫朴精于历术，乞令赴监参校新历。”从之，仍赐路费钱五十千（八年闰四月历成）。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三月癸丑，右正言、知制诰沈括假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回谢辽国史，西上合门使、荣州刺史李评假四方馆使副之（《长编》卷261）。又据《长编》（卷255）载，熙宁七年八月丙戌，命知制诰沈括代章惇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元丰四年（1081），沈括又帅鄜延路师击破西夏七万之众。另外，沈括还与辽人议论边界，确定两国边界走向（《长编》卷261）。因此，有人推断北宋朝活字输入边地西夏等邻国是沈括的功劳。(83)
此外，现藏于温州博物馆的北宋崇宁二年《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本，因其中某些字体，如“杂色金刚”的“色”为倒字，因此，推断其为活字印本。又因为同处出土有宋崇宁二年（1103）墨书《写经缘起》残页，据此推定此经是同年或相近年代所印。崇宁二年与毕昇发明泥活字仅距五十年，且地理位置上温州与毕昇生活的杭州十分接近。所以，有学者大胆猜测此佛经直接就是毕昇制作的泥活字所印刷的。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这部残经就应比前面所说的西夏文《维摩诘经》还要早上五十多年，应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84)
我们此处探讨北宋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说明，北宋的印刷技术在巨大的社会需求下，它是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改进技术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标尺，可以证明北宋的印刷技术与前代相比真的有所改善和提高，并为后来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三、北宋书籍刊刻的兴盛与繁荣
在书籍刊刻制度和技术的保证下，我们看到从宋太祖时期起，宋朝就陆续地在整理以往历代的著作书籍，并且也有意识地开始编撰属于自己本朝的图书。建隆二年，王溥等就上呈《唐会要》一百卷，诏由史馆收藏；紧接着王溥、扈蒙又上《周世宗实录》四十卷；建隆三年判监陈鄂等又上新校《礼记释文》。到了太宗、真宗以后，宋人的书籍生产积累可谓达到了一个高峰。端拱元年，孔维等人开始校勘《五经正义》；淳化五年又选官分校《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七经正义》等经史书籍。这些书籍或编撰待用，或镂版印行流通。有了这些原创的或改编、编撰的书籍印刷成品出现，大大地推动了北宋书籍印刷快速向前发展。
据《长编》、《玉海》（卷43）、《麟台故事》（卷2）、《宋会要辑稿·崇儒》（55册）等书记载，按时间顺序，可以大致列出北宋主要编纂修撰、印刷的书籍表。
北宋初期官方编撰刊刻书籍略表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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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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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①根据《宋会要辑稿·崇儒》第55册、《麟台故事》卷2、《玉海》卷43等书卷列表。
②标注“*”为版印书籍。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北宋编撰刊刻书籍的时间较为集中在王朝中后期，尤以真宗、仁宗年间为最盛。其中许多大部头书籍都是在真宗、仁宗两朝时期完成的。大中祥符四年，姚铉《唐文粹序》中亦云：“崇文院之列三馆，国子监之印群书，虽唐汉之盛，无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学有海，识于人而际于天。”对此，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也说：“印刷术的普及、书籍的大量流通，正是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实现的。”(85)
第二，北宋初期到中期官方所校勘刻印的书籍大都关乎国计民生，如医书、农书、经书、史书等。这些书的刊印或以史为鉴，或昌兴儒学，其目的多是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仁宗天圣三年（1025），国子监上书言：“准中书札子，《文选》、《六帖》、《初学记》、《韵对》、《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印板，令本监出卖。今详上件《文选》、《初学记》、《六帖》、《韵对》，并抄集小说，本监不合印卖。今旧板讹阙，欲更不雕造。从之。”(86)
第三，宋代不同的刊刻单位在选择书籍刊刻时，均有自己的标准。其印书内容也各有侧重，又多与其官府职责内容有关。如上所述，《文选》、《初学记》等类书，因为不是经史，无关国计民生，所以国子监认为自己不该印这样的书。而某些我们今天看似无大用的书，如佛教、道教方面的书籍，在当时却得以大量地印刷出版，这实与宋太宗、真宗本人的宗教喜好有关。北宋朝诸帝，除了徽宗以外，其余皇帝皆信奉佛教，提倡并推行儒佛道三教一义的政策。宋太宗恢复了自唐德宗以来中断已久的译经，朝廷为之设立了译经院和印经院，又设译经润文使，由宰相或大臣负责管理国家与译经相关的事务。宋太宗由此也提出佛教“有裨政治”的观点。他在《三藏圣教序》中说道：“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导群迷，阐扬宗性。”(87)从皇帝本人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这些书可以教化人心，间接地有利于国家稳定。真宗在撰《崇儒术语》的同时又撰有《崇释论》，说孔孟与佛教之间“迹异而道同”，佛教有补于儒学。由此可见，北宋官方编撰刻印书籍，其主观意图上也是在全方面地构建保障王朝稳定发展的精神和文化架构，其编撰刊刻书籍，并非率性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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