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笔记中曾记载这样一则故事：“鲁公（蔡京）以元祐末帅蜀，道行过一小馆，有物倒悬于梁间。初疑为怪，后见《古今注》，乃知为蝙蝠也。又《抱朴子》亦谓，蝙蝠五百岁即白而倒悬，食之寿如其年。”(22)这个故事说明，北宋人获取知识的方式，更多地求助于书籍，而非单一口传受教的师傅家传。虽然以我们今天视角来看，宋人书上关于蝙蝠的知识并非完全正确，然而毕竟书籍还是给了人们知识。尽管过去惯性依然存在，书籍毕竟成了知识传播中重要的一环。
说到存在的惯性，是因为书籍最初多被抄写，其在抄写和传播过程中，准确或正确程度时常遭到质疑。由敦煌抄经生抄写的敦煌遗书，自上世纪初重现人世后，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先后在敦煌遗书中发现有韦庄的《秦妇吟》写卷，其中就有天复五年（905）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本（伯3381卷）、贞明五年（919）金光明寺学仕郎安友盛写本（伯3953卷）、显德四年（957）学仕郎马富德写本（伯3780卷）以及太平兴国四年（979）学仕郎阴奴儿写本（伯3910卷）等共十种抄本。这些本子的抄写时间跨度从晚唐至北宋，有近百年时间。在敦煌所出的十种写本中，每本《秦妇吟》因所抄时间不同，抄写人不同，其诗文内容均有差异。(23)此种由于抄写所导致的文本内容出入，几乎体现在所有敦煌写本之中。这种写本间的出入直到后来印本出现，标准确立后才有所改善。
书写时代之初，私塾先生还可以圣人之言从己口出。这样口头传播的知识是一种封闭自足的、停滞和僵化的知识，并不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寻找真理、征服自然。由此，传授知识的人易于成为偶像而被崇拜为“绝对的唯一”。此也应了培根所说，这样的知识传承只是“师徒间的传承，而不是发明者与进一步改善发明者的继承”。(24)
随着竹帛纸笔的发明，传播也进入到了书写传播时代。这一时期，书写通过竹帛等有效载体固化下来，其传播可以保存得更为久远，其传播空间也较口语传播更为广泛。某种知识或思想因为书写固化了的缘故而变得相对确定，而传播又使这样的知识或思想在时间上流传更久长，在空间上更宽泛。我们以“熹平石经”为例。熹平四年春三月，皇帝诏蔡邕等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此事在传播史上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东汉王朝诏令蔡邕等人石刻《五经》的目的，一则是要确立下正确无误的儒家经典，使之流传久远。因为石头笨重而耐久，它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不易破坏，可以保存得更为长久。二则石刻《五经》立于太学门口，让士庶人等抄写、默诵，便于儒家经典的广泛传播。事实也证明了它的传播效果，相关史籍记载道：“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60下）
在这一记载中，“刻碑”与“摹写”预示了未来传播的转向。“碑”是旧式传播媒介的代表，一方面它满足了传播固化思想和知识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与其他旧式媒介一样，仍不便于携带且并不廉价。传播本身的需要，呼唤另一种新媒介的诞生。于是，“传播过程由于一种新媒介的出现而加快了。这种媒介就是来自中国的纸。2世纪的初期，中国发明用碎布造纸。中国还发明了用毛笔画画写字，用灯烟造墨。所有这些发明，都标志着一个文字传统的开始，也标志着一个读书阶级的兴起”。(25)人们用纸张笔墨，通过进一步的抄写，从而达到了更大范围的知识传播。范祖禹也说：“汉之时，以竹简写书，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备。非如后世以纸传写，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长编》卷465）
自有纸张书籍（文本）出现，打破了知识的垄断，迫使其重新组合。因为纸张相比于过去的竹帛来说，更为廉价，也更有利于轻便地书写。Edward Clodd说：“用笔而不是用舌头使彼此不能通话的人能够交流。”(26)我认为，这段话包含有两层意思，浅层意思是识字的哑巴能够通过书写下文字与人们交流；深层含义是一个人的思想可以通过书写下来，非现实性地与远处的人们进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作为传播的媒介来说，“中国人发明了用碎布造纸，用毛笔写字，完善了一套象形文字约四五千字，用以满足一般的需要”(27)，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从此，口头传统被书写传统所取代，传播的空间和时间无疑得到广延，变得更为久远和宽阔。熹平石经立于太学门外被广泛“摹写”的事实，也证实了书写传统对于口头传统的替代趋势。
然而，尽管书写传播范围广于口头传授，但是人们抄写能力有限，又何况人在抄写时又难免出差错，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制约了思想和知识更大范围的传播。我以为当年蔡邕刻石经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确立正确标准的经典；二是将正确的经典传播开来。用石头刻经，第一个目的达到了，但第二个目的却远未达到。原因很明显，立于太学门口的石经，必须要人们亲自跑到京城观瞻、背诵或抄写，既耗费时间，其正确性亦无法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尽管有熹平石经，尽管当年太学门口有众多抄写石经的士子学人，抄写下来的石经还是难免不出现错漏。而抄写石经的士子人数有限，且石碑仅立于京城，结果必然是传播难以达到京城以外的地区。全国其他地区的广大士子学人必然是只能耳闻，然难以目睹。相对正确的儒典知识仍然垄断在京城，或垄断在少数握有石经抄本的士人手里。用纸笔抄写经典的效果仍与人们对于传播的理想相距甚远。传播的需求呼唤知识垄断被再次打破，人们需要另一种更便于保存思想、获取知识的新媒介。这个新媒介现在看起来产生于唐五代时期，就是通过雕版印刷产生的印刷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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