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清代的地理环境，不仅较前代任何时期更为丰富多彩，而且与当代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亡于1912年，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在其间38年内，除了1927至1936年间有一定的经济建设外，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新中国成立至今60余年，前30年社会动荡还比较多，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才大规模搞经济建设。可以说，在上世纪70年代前，我国的地理环境基本面貌还是清末的延续。因此，对清代地理问题的研究，其学术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清史地理研究》系列书稿的出版，就是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同行们提供一个平台，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并不断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此展示，以推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始末及其学术意义注1
邹逸麟
编者按：本文由杨伟兵副教授根据邹逸麟先生于2010年4月7日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演讲录像、录音整理，业经邹先生本人审阅、定稿。参加演讲会的华林甫教授、段伟副教授，曾对整理初稿提出过个别修改意见。
首先，请允许我向黄所长和范先生表示感谢(按：指史语所所长黄进兴院士、演讲会主持人范毅军研究员)，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向在座各位请教和交流。范先生提出来要我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过程以及这部地图集的学术价值作一番介绍，我虽然参加过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但限于个人水平，只能简单讲一讲，有些看法也不一定对，敬请各位批评。
一、缘起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缘起。
这项工作发轫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休息期间毛泽东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他在读《资治通鉴》时，没有一部详细的历史地图参阅，很不方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亚新舆地学社曾出过几本历史地图，但都很简单，一个朝代就这么一幅，很小的一幅，地名很少，不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希望有一部好的详细的历史地图集，一有利于阅读《资治通鉴》，二也为研究二十四史提供便利。吴晗就和他介绍，说晚清湖北宜都的杨守敬编过一部《历代舆地图》，内容很详细，正史地理志里县以上的地名基本上都有。这个图集共34册，内容丰富，而且是朱墨套印、古今对照，红色为今地名，黑色为古代地名，一看就明白，可以参考。但这个图也有不理想的问题，第一，它是线装图，分成34册，携带不便；第二，它把全国分成多少格，以北京为“中中”，北京以北为“中一北一”，北京以南为“中一南一”，东面为“中一东一”，西面为“中一西一”，每页分幅即由此依次来排列，查起来很不方便。比如你要查“成都”所在的一幅，你晓得查哪里呀？要前后、前后不断地翻，才会翻到，所以在实际使用上很不方便。当时吴晗就建议，是否可以拿今天就是1954年的地图作为底图，把杨守敬图上的古地名搬到这个底图上，按照现在的制图方法把它印出来。当时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个做法。毛泽东说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办了。这就确定了。
二、经过
确定以后，吴晗就找了一些专家，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另一个“标点《资治通鉴》、二十五史委员会”，大家都知道我们大陆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都是标点过的。当时就成立了这两个委员会，都是由国内一流史学家组成，一套班子两个招牌。“杨图委员会”由范文澜、吴晗领衔，尹达、侯外庐、翦伯赞、刘大年、金灿然(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以及高教部、地图出版社负责人等组成，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的学部，当时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部。
那么具体工作由谁来做呢？吴晗就建议谭其骧来做。吴晗和谭其骧在30年代清华、北大、燕京时候是老朋友，吴晗还是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先生组织禹贡学会的成员，大家都是很熟的。他知道谭其骧是搞历史地理的，就请谭其骧来主持这项具体工作。那时候谭其骧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1951年前是浙大史地系的教授，浙大史地系撤掉了，他就调到复旦历史系任教。于是通过高教部把谭其骧调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这项工作，那是1955年初。调的时候是讲好调一年，当时以为把杨守敬图的地名搬过来，简单得很。不料谭其骧先生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杨守敬图的底图用的是同治年间《大清一统舆图》，与1954年的今图地形出入很大，每搬一个古地名，都要重新考订，否则无法上图，根本不可能在一年以内完成。结果到了1956年冬天，已经两年了，只搞了秦和西汉两个朝代的图，还没搞干净，就是有些小问题还没弄清楚。但是复旦大学方面催着要谭其骧回去，说你是复旦的教授，不能长期不教书呀，别的教授会有意见的。科学院和高教部商量是不是再留段时间，高教部不同意。没办法，只好回复旦了。那时候历史所所长名义上是郭沫若，具体管事的是常务副所长尹达，所以谭先生在临走时对尹达说，我要回复旦了，没有办法，但我一个人到上海上课的同时，这个图还是要做的啦，你是不是派给我两个助手，协助我搞图的工作。也巧，我是1956年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还有一位王文楚先生，也是复旦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我们都是上海人，北京不大愿意呆，想回上海去，就打报告看有没有机会到上海去。尹达看了以后，就对谭其骧说，这两个年轻人刚刚来，也没干什么事，就跟你去吧。那时我们真是很开心！于是我们就只在北京呆了半年，1957年1月来上海报到，跟谭先生参加了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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