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汉文的档案、政书、史籍、方志、游记等文献
有关的汉文资料种类较多，情况各异：(1)清代的实录、奏牍、档案和官修政书等，如《清实录》、《理藩院则例》、《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和《清代藏事奏牍》(吴丰培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等，其中包含的地理信息非常丰富，对于研究清代西藏地理、撰写《地理志》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2)汉文的地方志类文献。除了《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7为《西藏》外，专门的西藏汉文地方志数量有限，清代的方志更是无法与其他省区相比，吴丰培先生认为雍正年间成书的《藏纪概》(李凤彩撰)是“藏地志乘之首”，而后较为重要的有松筠的《西藏图说》、《西招图略》、《卫藏通志》，佚名撰《西藏志》，马揭、盛绳祖的《卫藏图识》，黄沛翘的《西藏图考》，李梦皋的《拉萨厅志》等。注418此外，还有少量抄本，如佚名撰《西藏志考》(乾隆元年(1736)成书，为清代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收入《国家图书馆藏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25册，线装书局影印本)。民国时期，刘赞廷所编著的《科麦县志略》、《察隅县志略(附原梯县、归化州)》，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进藏官员的游记、笔记和其他各种专门著述，如周霭联的《西藏纪游》(张江华、季垣垣点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姚莹的《康纪行》，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图考》，何翔藻的《藏语》，陶思曾的《藏随记》，傅嵩秌的《西康建省记》等，都包含着作者所经历地方的信息，往往对某些具体地点的研究有独特的价值。
3.民国以来的研究成果
1912年以来，有关西藏研究的论著非常多，其中不少是对清代西藏地理进行的专门研究，如《清史稿》卷80的《西藏》、任乃强教授的《西康图经》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4.中外地图
清代和民国时期，我国和英、俄等国的机构及相关人士绘制、出版了不少西藏地图，对于我们研究西藏历史、地理和重新绘制清代的西藏地图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这些地图保存在国内外的图书馆和一些收藏者、研究者手中，有的是包括卫、藏、康、阿里等地的西藏全图，有的是局部地图。比如，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藏舆图中就至少有清代西藏地图12幅、民国时期西藏地图5幅注419，有的对今天绘制清代西藏地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限于篇幅，这里仅介绍其中三种：(1)《西藏全图》，彩色摹绘本，未注比例，47cm×90cm。该图是作者根据同治三年(1864)湖北官书局刻本《皇朝直省地舆全图》中“西藏全图”摹绘，并加色标示全藏范围，但个别字有误。(2)《卫藏全图》，清代人肖绍荣绘制，彩色，未注比例，完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62.5cm×108.4cm，附有里程的详细说明。(3)《西藏全图》，原图由法国人窦脱勒依绘制，清代外交官胡惟德翻译，为彩色摹绘本，未注比例，77cm×152cm，附有《西藏印度通道图》。该图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制造局绘图所据胡惟德译图摹绘。这一地图绘成后就发给西藏官员参考，比如对于胡惟德翻译《西藏全图》，驻藏大臣有泰在《驻藏日记》第8卷第21页上记载，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靖西送到驻俄胡馨吾(惟德，浙江归安人)星使咨送具奏西藏彩印图八份”注420。这里的“靖西”应当是指设在今天亚东的靖西同知，胡馨吾(惟德)“咨送具奏”的“西藏彩印图”就是法国人绘制、胡惟德翻译的《西藏全图》。
5.英、日、俄、法等外文的笔记、游记及其他文献
这些文献主要由17世纪以后进入西藏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侵略者、情报人员以及日本僧人河口慧海等撰写，数量庞大，这里不再一一列出。虽然他们前往西藏的目的各不相同，在当时起到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留下的各种记述对于我们研究清代西藏的地理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比如荣赫鹏率英军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他在《英国侵略西藏史》中就记录了自己在西藏的侵略活动，其中记述称1904年7月21日率军沿羊卓雍湖前进，22日“行经康巴列岭(Kamgla)，高凡一万五千尺，是为拉萨道上最后之界岭”注421。他所说的“康巴列岭(Kamgla)”为“甘不拉”的音译，即为今“岗巴拉山”，清代的“噶木巴拉岭”。
上述中外文献、地图，无疑为研究清代地理、重新编制清代西藏地图提供了丰富、宝贵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又各有特点，今天不能盲目信从，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是《嘉庆重修一统志》中的卷547《西藏》，该卷反映了清代前期对于西藏地理的基本认识，其参考价值不容置疑，但也有不足：一方面是出现了同一地名写法不同的情况，如噶木巴拉岭为卫、藏之界，《西藏》卷称“噶穆巴拉岭在楚舒尔城西南三十五里，为卫之西界、藏之东界”；在说明卫、藏区域四至时又称：卫“东自木鲁乌苏西岸，西至噶木巴拉岭藏界……藏，东自噶穆巴拉岭卫界，西至麻尔岳木岭阿里界”。当然，这里在指明此山为卫、藏之界的同时，又出现了同一山岭的名称在同一篇中译写不同的错误，因为从逻辑上可判断，“噶木巴拉岭”与“噶穆巴拉岭”本为同一山岭，只是汉字的译写未作统一，但在同一篇中同时出现，当为译写或缮录时出现的失误，这一失误出现在《嘉庆重修一统志》，显系该地志明显之瑕。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活动、测绘技术的限制，文中对东部、东北部、中部、南部的山川走向、河湖源流等记述较为准确，但对于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记载就有许多失实之处。如文中记载：“打鲁克雨木摄池，在藏之者巴部落西北五百五十里，池广二百八十余里，东有水名那绥行五百余里，南有诸中所出十余水，皆汇流入此池。”按：马品木达赖池、朗噶池即今西藏普兰县境内的玛旁雍错、拉昂错，《嘉庆重修一统志》、《西藏志》、《卫藏通志》都认为二池相连，马品木达赖池为冈噶江(今朗钦藏布，又名象泉河)源头，朗噶池水西流为狼楚河(即今朗钦藏布)，但是此二池在冈底斯山及其主峰冈仁波齐峰东侧，朗钦藏布的源头在其西侧，并不相通。当时之所以出现这一错误认识，主要因为清代撰写者很少有人到当地考察过，地理知识有限。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在西藏图中也未将此二池与狼楚河相连，对今天撰写西藏地区的《地理志》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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