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岁，纲纪破坏，政出多门，贿赂公行，昌言运动，内外大小官吏几无一不由营求而获。宵小得志，正士灰心。而所行新政，不知缓急，但〔急〕切进行，征敛烦苛，民生愁苦。军政财政操于一二贵人之手，立法议法出于三五少年之私。措置乖方，民情怨结。官吏乃藉端朘削，辇运权门，四海日益困穷，朝贵日增豪侈。大兴土木，群肆酣嬉，水旱盗贼而不为忧，天怒人怨而不知惧。天下皆知大乱将至。[48]
这段话，正是对宣统末年全国形势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爱新觉罗皇室经济上盘剥全国人民，政治上又腐败透顶，当它将军、政、财大权独揽到自己手中时，也就将自己的统治推到了历史的终点。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个多月时间，先后有十四省宣布对清廷独立，转向革命营垒。清廷派出军队，在陆军大臣荫昌统率下，出征讨伐，屡战不利。清廷岌岌可危，惊慌失措。内阁总协理徐世昌看到时机已到，便同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协理那桐等人一齐向载沣保举他的政治死对头袁世凯重新出山。同时以“奉职无状”，自请“立予罢斥”。[49]载沣本不愿意迈出这关键一步，以至危及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加之主要军事将领如冯国璋、段祺瑞，都是袁世凯的嫡系心腹，亦提出“非宫保（指袁世凯）再出，不能挽救危局”。载沣无奈，只好将大权拱手交给袁世凯。
清廷满洲大臣绍英在其辛亥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袁世凯返京组阁、迫摄政王辞退，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到末帝溥仪退位的全过程。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日（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到京。二十六日（11月16日），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次日早摄政王载沣谕云，“现在内阁成立，应守定君主立宪宗旨，和衷共济”。袁世凯则信誓旦旦地宣称：“应抱定君主立宪宏旨，公忠体国和衷共济，以维大局。”但是到十月十六日（12月6日），他就迫使清廷颁布懿旨，准摄政王辞退，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至此，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已把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完全攫为己有。随即，袁世凯与南方民军达成清帝退位后选他当大总统的保证，同时以库中无帑，决战无把握为口实，向清廷施压。据绍英年谱，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袁对答：“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遵行。”[50]这段记载，如实反映了隆裕太后进退失据、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的窘迫和无奈。当时，隆裕太后连连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隆裕太后无可奈何，抱着溥仪大哭说：“我悔不随先帝早走，免遭这般惨局。”王公贵族，主战主和，意见不一。不久，主战的宗室贵族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亲贵王公闻风丧胆，纷纷逃避。同时袁世凯亲信段祺瑞等42名前敌将领致电清帝要求退位。清廷知大势已去，乃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议退位条件。经过反复协商，最终达成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旨三道：一宣布共和政体，一宣布维持等条件，一责成各长官毋旷其官。宣统帝宣布退位，从此结束了清王朝入关以来268年统治，中国延续两千年之君主专制亦为之终结。
清帝逊位，系以隆裕太后之懿旨宣布。懿旨内云：“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51]随即，颁布优待条件如下：
优待皇室八条为：
第一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条，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条，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条，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待遇皇族四条为：
第一条，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第二条，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第三条，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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