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国主于每月初五、二十日两次升殿，初一晨起往堂子叩首，向渥辙库（家内神）叩拜，尔后国主亲向诸叔诸兄叩首毕，始升汗座。汗本人与受己叩首诸叔、诸兄一处同座，受众人叩拜。”即规定新汗对家族长辈和同辈兄长的应尽义务，以及同座受拜仪礼。
第六，“汗父所定八分所得外，若贪得一物、贪隐一次，当停其一次应得之份；若隐二次，停其两次应得之份；若隐三次，当将其应得之份永革。”[51]即八和硕贝勒在经济上的均分原则。
以上便是“共治国政”的内容，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推举新汗、彼此监督、共议国政、设官辅政、同座受拜、八家均分等六项具体措施。
“共治国政”的基本宗旨，是以集体的权力制约个人的权力，以合作共议限制个人专断。换句话说，即通过排斥每个人对权力的垄断，共同维持集体意志的最高权威。
“共治国政”是在八旗分庭抗礼、互不相让基础上实行的，是八和硕贝勒分权共治的组织形式。它的经济基础则是“八家均分”，使八旗形成彼此独立的经济实体。
尽管努尔哈赤为这一政治设计绞尽了脑汁，事实上它并没有能摆脱女真社会旧传统的羁绊。举凡推举新汗、共议国政、八家均分，无不体现了部落时代民主制度和平均分配原则的遗风。“共治国政”的设计付诸实施后，既无法适应对一个日趋复杂化的国家组织实行有效管理的要求，也无力平抑爱新觉罗家族内部围绕最高权力展开的矛盾冲突。皇太极继承汗位后，颇感事事受到诸大贝勒的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52]于是在多头政治“复辟”的背后，又孕育出新的分裂内讧危机。
如上所述，努尔哈赤时代爱新觉罗家族的执政形式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伴随着金国的发展，他们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垄断也在巩固。
在八旗共治的体制下，努尔哈赤以一个族长的名誉，掌管全部权力。
天命六年（1621），剽悍勇猛的八旗军队大举西进，先后占领了明辽东重镇沈阳和辽阳，并夺取了辽河以东的70多个城堡——西起今鞍山、海城、盖平、熊岳、复县，东至宽甸、凤城等地。辽东半岛上，辽河以东的全部地区，被纳入金国的统治之内。长期以来活动于东北边区的女真人，从此迁入汉人地区。
这个新兴的国家，不知疲倦地东征西讨，被征服的女真人、汉人、蒙古人迅速增多，并被编入八旗组织，天命十一年（1626）七月，努尔哈赤训谕诸贝勒大臣时说：
推尔等之意，以为国人众多稽察难遍。不知一国之众，以八旗而分隶之，则为数少矣，每旗下以五甲喇而分隶之则又少矣，每甲喇下以五牛录而更分隶之则又更少矣。今自牛录额真以至什长，递相稽察，各于所属之人，自膳夫牧卒，以及仆隶，靡不详加晓谕，有恶必惩，则盗窃奸宄，何自而生哉？[53]
努尔哈赤在这里所强调的，显然是八旗等级制度对实行政治统治、维护贵族特权利益的必要性。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汗家族高踞于它的顶端；以下是异姓贵族，大小官员，他们是处在不同阶梯的统治者，至于牛录下普通旗人、“膳夫牧卒、以及仆隶”，则是身份地位不尽相同的被统治者。
在古代北方民族中，诸如出身匈奴国家挛鞮氏（虚连题）、突厥国家阿史那氏、鲜卑国家拓跋氏、蒙古国家孛儿只斤氏、金国女真完颜氏，乃至后金国女真爱新觉罗氏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都不是以自己的整个氏族，而只是以自己为大家长的显贵家族为核心，实行对全体国民统治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看，先有的家族关系，然后才有的政治关系。由于氏族社会的残余影响，作为统治阶层代表的国家与统治家族融合在一起，是正常的历史现象。统治家族的族长也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这样，国家的权力机构与特权家族相结合，政治关系与家族关系紧密纽结在一起了。按照当时人的说法：“汗犹一家之祖父也，贝勒犹一家子弟也”，[54]努尔哈赤以诸亲近子侄分掌八旗，主持议政，建立起了集族权、政权于一身的“父汗”统治。
那么，作为一族之长的努尔哈赤是如何对本家族成员进行管理的呢？《满文老档》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评述：
聪睿恭敬汗自幼生活贫苦，心存公正，沉默寡言，善于劝阻族人殴斗。劝而不从，则责其用壮逞强者，并科以重罪。其知错认错，听从劝告者则嘉之，重罪从轻，从容完结。其见善者，纵是仇敌，论功擢之。其犯罪者，即为亲戚，亦必杀之。因一贯公正善良，故此本族伯叔，兄弟等无论何事，俱委聪睿恭敬汗予以了结。[55]
以上议论，固然是一片溢美之辞，但所列努尔哈赤的一些优点，如处事公道，扶弱抑强，仗义执言，至少在他创业初期，应是有的。否则，就不可能团结家族成员，共同奋斗，同甘共苦，使自己的力量逐步壮大起来。万历十二年春，努尔哈赤得知妹夫噶哈善死讯，不听族人劝阻，不计个人安危，执意往寻其尸，就是他待亲友注重情义的一个例子。同时，对参与阴谋的五祖子孙也异常宽容，能拉拢即拉拢，或者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这与其说是出于“善良”的天性，不如说是“自料兵少难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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