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天策上将究竟与天有多大关系。
武德二年，帝国确立十二军，天策上将就取自十二军。唐初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府兵制是中国西魏时出现的一种兵役制度，由宇文泰建立于大统年间，北周、隋、唐初继续沿用。唐中期被武则天破坏，至唐玄宗天宝年间被取消，改而实行募兵制，前后历时约二百年。
其实天策上将与功比天高是两个概念，在这里，史料的确有言过其实之嫌。因为十二军都以天星为名，不只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带“天”字。《通鉴》记载：“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武德年间，李世民的权力之路走得并不稳定。很多时候，官级上的沉浮与他的军功大小有直接联系。伴随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他的权力指数有一个曲线发展的过程中。
武德三年（620年）一月，李世民兵败河东，太尉一职被撤。第二年，李渊亲征王世充班师回朝，李世民担任司徒，齐王李元吉为司空。李世民虽然没有恢复太尉一职，但是他的天策上将的头衔并不逊色于其他十二军将领。地位带来荣耀，也只有更高的地位才能为其提供庇护。这时候李世民还没有到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在这场权力角逐里，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需要指出的是，天策上将与李世民的其他官衔比较，也算不上最大的。他这时候的主官衔是司徒，天策军将领不过是兼任而已。皇次子的身份，战场上的生力军，秦王的头衔，他的政治影响力横跨军政两界。
在帝国权力高层内部，抛却血统联系，还埋藏着一条生物链，环环相扣，相生相克。武德八年（625年），李世民征讨突厥失利，司徒一职再次被撤。齐王李元吉顶了司徒，高祖皇帝身边的权臣裴寂又顶了齐王腾出来的司空。如此一来，李世民不但降至齐王李元吉之下，甚至连裴寂都比不上。也就是说，权力的大小与李世民所获取的官衔已无法成正比。
这一年的秋天，北方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散尽。长安城的阳光仍是刺眼得厉害，秦王府园子里的绿树红花、白桥灰瓦被艳阳摩挲得愈发光亮。李世民经常一个人待在王府的后花园里，长时间地陷入苦思冥想，天地寂静中酝酿着不安的气氛。
父皇李渊昨天又赋予他一项特权，命他开府洛阳。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了。李渊还为这项特权赋予了更张狂的注脚，那就是特批李世民拥有自己设炉制钱的特权。这项权力还是挺实惠的，完全是按照诸侯国的待遇安排的。如果说李世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那就是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成了他心中难以打开的结。
皇位继承人在这里成了一张看上去很美的名片，中看不中用。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从生下来那一天起，身上都贴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名分。《资治通鉴》开篇写道：“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由此可见，“名分”这种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多么重要。而追求名分，也似乎成了中国人生存世界里的第一要务。用那个在流血的仕途上摸爬滚打了半生的秦相李斯的寓言来表述，生在粮仓里的硕鼠注定会一辈子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肮脏之物。
有了名分，却不遵守名分，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这个世界由若干个格子构成，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格子，这个格子就是我们的名分。走出格子，而又无视格子的存在，通常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它关乎整个社会稳定。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乱，是中国文化生存的天敌，中国文化所推崇的价值观，是和谐与稳定。当然这也是执政者最基本的政治理想，江山永固，千秋万代，唯有如此，利益才可以永远成为自家树上的果实。
中国文化系统里那根撑天立地的柱子——儒学，所弘扬的主旨，就是反竞争、求和谐。竞争带来的是混乱和动荡。今天所提倡的一个人要有进取心，要有雄心壮志，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的书里写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却乐于忍受这一切。
对于皇家来说，权力的继承也应该“各安其分”。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不但在当时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靶子。
对于李世民而言，战争不仅让他俘获了军功，同时也让他收获了大量忠心耿耿的文武人才，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日后的秦王班底。李世民手里掌握着一个听命于他的五十人左右的文武官员集团，其中很多人还来自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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